■刘悦笛

中国哲学正在发挥作用，并将继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中国哲学传统的价值观、复杂性和丰富性对于人们理解社会现象尤其是交际现象非常必要。西方哲学需要借鉴中国、日本、印度以及其他地域的哲学传统。

有着119年历史的世界哲学大会是世界哲学界最大的学术会议。2018年召开的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是这一会议首次在中国召开，也是该会议首次以中国哲学思想文化传统作为基础学术架构，并第一次将中国精神秩序中核心关注的自我、社群、自然、精神及传统作为核心议题。会议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悦笛与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新任主席、意大利优尔姆大学哲学系教授卢卡·斯卡兰提诺就相关话题进行了讨论。

将文化多样性纳入哲学范畴

刘悦笛：您好，卢卡，欢迎来北京。让我们从这次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学以成人”（Learning to Be Human）谈起。从历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演变来看，本届大会的主题似乎颇具东方性，以至于有些西方学者担心哲学由此被狭窄地理解为教育哲学。其实不然。《论语》开篇就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但这里的“学”，绝不是狭义的学习，而是广义的“成人之教”。应当说，基于这种理解讨论这一主题是具有全球价值的。那么，您如何理解“学以成人”呢？到底是一种教育哲学抑或哲学教育，还是与人类息息相关的广义上的“成人之教”？“学以成人”的哲学对人类的未来有何作用？

斯卡兰提诺：“学以成人”的目的是更好地共同生活。之前也有人问我：如何将普适性的方法论与多元文化连接在一起？我想这应该是本次大会真正要探讨的主题。“学以成人”试图表明，哲学不是要将普遍的学说、伦理学或方法论覆盖多元文化，而是考虑人性，强调作为人的品质，作为人所应当具备的融合和共同生活在多元文化中的能力。“学以成人”将启示我们如何生活在一个复杂多样的世界中。因此，哲学将起到很大的作用。

刘悦笛：哲学走向多元文化，这也是大势所趋。当前，世界哲学正处于多元文化的变局当中，我认为哲学也有三步走：从“比较哲学”“跨文化哲学”发展到“文化间性哲学”。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语境中，我们应如何看待文化多样性在哲学当中所担当的角色呢？这是由哲学变动所带来的文化分殊，还是因文化多样性所带来的哲学之变？而且，随着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发展，如生物工程和人工智能，也给哲学带来了新的挑战，所谓“后人类”问题得到了哲学界的普遍关注，我结合中国哲学就提出一种走向所谓“儒家后人文主义”（Confucian Post-humanism）的目标。

斯卡兰提诺：文化多样性是一个事实。哲学必须能够解释它，必须将文化多样性纳入其概念范畴。作为哲学家，我们必须处理世界不同地区中的共同问题，我们必须能够向属于不同地区的人言说和写作。这就是我们需要把文化多样性概念融入其中的原因。我无法只为某个地方比如欧洲某家媒体写作，中国的同仁们也不能只为中国写作。我们必须为更广泛的领导力而思索，我们必须为我们的工作而思索，因为我们的工作所涉及的是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是全球化的。这也是我们必须融合理念、融合想法的原因，它将使我们的工作与当代世界的维度相匹配。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复杂的世界里，我们不能只使用一种传统。在过去，西方哲学一直是哲学的核心兴趣，但它已不足以充分解释当代世界。我们需要借鉴不同的传统来理解这个非常复杂的世界。而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中国哲学在未来世界哲学格局中的角色

刘悦笛：在价值平等意义上，每一种智慧传统和思维方式都应受到尊重，尽管并不是每一种传统都善于哲学思考，但哲学家的确在文明演进、对话交流的过程中起到了核心的智慧沟通与思想交往功能。如今，中国哲学研究者既注重传统又吸纳外来，同时，又在返本开新。这些有益进展使得西方哲学界开始更多关注中国，与此同时，一些在西方哲学中根深蒂固的理念，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理性绝对中心主义传统、欧美中心主义传统、男性中心主义传统等等，都已开始受到中国哲学诸如“情理合一”传统的积极挑战。中国哲学在未来世界哲学格局中会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您觉得呢？

斯卡兰提诺：没错，中国哲学正在发挥作用，并将继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中国哲学传统的价值观、复杂性和丰富性对于人们理解社会现象尤其是交际现象非常必要。想一下“关爱”（care），这应该是中国传统的精髓。我想这也是我们在处理当代世界许多问题时急需的普适性情感。当今世界，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比如移民问题、难民问题、社会动荡问题等，解决这些难题时，中国哲学智慧会带给我们很多启发。与此同时，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西方哲学也有渐渐关注感性直觉、感受直观的趋势。西方哲学家曾经普遍认为知识是理性的，但东方哲学却告诉我们，知识从来就不是纯粹的理性。这一观点正在被接受。因此，西方哲学需要借鉴中国、日本、印度以及其他地域的哲学传统。正如我们所知，西方哲学需要扩大其边界。中国是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我们必须学习中国哲学。

刘悦笛：感谢对中国哲学的这种同情的理解。关爱伦理学（Care Ethics）在当今欧美学界也很受关注，它对于政治自由主义的正义论也有所批判，但是中国传统思想精髓并不仅仅是关爱，它提供的其实是一种不同于理性主义的另一类哲学范式。中国哲学核心就在于“情理结构”，它并不否定理性唯情主义或非理性主义，而是在理性与情感之间达到一种动态平衡。同时，它既承认人类的普适性情感，但是也关注多元文化中情感的多样性。

斯卡兰提诺：我们必须学会共同生活，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改变我们自身的传统。传统有时就像是一块大陆，你生活在这块陆地上，这块陆地就在那儿，你什么都做不了，你无法移动它，你继承了它，并且要发扬它，你必须从事于它，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动态发展的。我认为，传统就是这样的，在文化的历史推进中不断发展。我们和自己的祖先不一样，和两百年前的人们也不一样。我们从西方借鉴、从东方借鉴，我们不停地借鉴。当今世界，急需这样的融合。这就是我不喜欢“多元文化”这个词而喜欢“融合文化”“交融”这些表述的原因。我喜欢说，寻找共同生活的方式，这里面就包括对其他传统的多加借鉴。

刘悦笛：举个生动的例子来说：西方人用刀叉、中国人用筷子，其实体现了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是“从面到点”，两个筷子交叉形成交叉面定位一个具体的点；西方则是“从点到面”，刀叉下去都是直接指向一个点，再扩展到面。

斯卡兰提诺：拿我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我儿子从小就会用筷子，我是在青年时期学习使用筷子的，而我的父母则从来不用筷子。这是我们家庭从其他文化中借鉴的传统，如今它已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您看，这些都是细小的、日常的事，在很短暂的时间里，这些习惯、传统都在不断地变化。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所要做的事。将其他传统也视作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从别的传统中去传承、借鉴，并使之变成我们自身的东西。我们应该在多样文化传统的语境下生活。

刘悦笛：这只是您个人的观点，世界一体化毕竟是危险的，因为文化融合与交融的前提，就是要承认文化的多元性，如果没有文化分殊的前提，怎么能融合与交融呢？

斯卡兰提诺：对，不错，我赞同你的观点，在多元的基础上进行融合和交融。

过程性的个人

刘悦笛：在中国哲学里，成人的这“人”，人就是生成的人，个人也是过程性的。中国哲学家注重过程化的思维方式，在现代的现实中，我曾经提到后人类主义的内在矛盾：或者承认人的生物根基的“自然主义”，或者只相信人的后天养成的“培育主义”，可在中国儒家哲学智慧那里得以化解，因为人的生成中的“自然与使然”被视为一种变动性的过程或过程性的变动。由此，中国哲学可以应对后人类主义和超人类主义的挑战。

斯卡兰提诺：谈到人的生成，人们的确将他们的身份视作一个过程。这在西方文化中也曾一度非常强烈。唯一的途径是将“自我”视作一个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在这种变化中，就有一个“责任感”意识：我们如何改变？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看待周围的世界？这里就包含着美学责任和生态责任。哲学对它们一定有启迪。这可能就是哲学的主要作用。不仅仅是看到我们行为的后果，并且去接纳不同的理念，帮助我们理解生活方式：它不再是可持续的。如果你想获得作为人类平等的尊严，就必须找到一个对每个人来说都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我们无法让世界上七十亿之多的人类持有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不可能的。

全球哲学智慧如何面对新技术和新危机

刘悦笛：面对新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全球环境处在与日俱增的生态危机中的现实，全球哲学智慧究竟在其中会起到何种关键的历史功用呢？

斯卡兰提诺：关于新兴技术，我想这是一个开放的领域，没有人能预料到将会发生什么，我们看到的只是相应的社会效应。看到人类的某些工作由机器人代替，当然在现存体系中，大部分税收还是归机器人拥有者所有。你不能说，机器人代替你工作了，而税收却不归你所有，或者部分也不归你所有，这是不可能的。我不知道从道德层面和认知层面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我对此持有非常怀疑的态度。有人认为，现代科技浪费、摧毁和糟蹋人类的头脑，因为有了它，人们就用不着用心去记了，因为阅读来得更容易，人们没必要那么用功。然而，我们却没有被它们替代掉，我们幸存下来了。

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

刘悦笛：从儒学角度出发，汉学家如罗思文（Henry Rosemont）将有一本新书被命名为《反个人主义》，但问题并不是反个人主义那么简单。启蒙所带来的人的自主性，其实并未彻底完成。那么，您觉得家庭、社区在当今的政治哲学特别是社群主义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斯卡兰提诺：我不是很热衷于社群主义。其实我觉得合群、融入群体，才是社区走向和平的途径。实际上，我并不太喜欢太过执着于身份认定的社区生活。我对此非常反感。我认为人们相互交流的有效方式就是敞开、融合、共同生活。如果你是商人，那么你必然是处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的。你必须学会了解人们内心的想法，他们的感受是怎样的，他们喜好什么，你必须敞开自己。我的一位朋友几个星期前去世了，他还很年轻，是多伦多大学的博士，他总是说：“我是获得了MBA的学位，但是，我之所以有全球的思维视角却是因为我有过哲思的训练。哲学使我更加开放，使我总能从不同的文化视角、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风俗习惯去观察和考虑问题。”这也是我们所应做到的。

刘悦笛：社群主义与中国哲学也并没有那么契合，许多学人觉得中国政治哲学具有社群主义的倾向。然而，问题就在于，他们恰恰忽略了社区中人们之间的情感连接。这是由于来自西方的社群主义，在我看来，还是一种“无情”的社群主义，因而也就失去了其社会连接的感性根基。

斯卡兰提诺：情感连接是非常重要的。当你打算敞开心扉，当你怀着好奇心想了解我们的文化、生活方式时，这里面就有情感成分了。你想要、渴望去学习、了解。这是人类交流的主要部分。你所说的情感连接，在我看来，必须普遍化。儒家是从家庭开始的，而后上升扩展至人类的维度，这说明我们永远不要忘了和整个人类建立情感连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矛盾就此产生了，其实矛盾本来就存在，它们会一直在那里，但是我们可以将它最小化，尽可能地忽略它。我想这一点也是经过人类文化历史检验的。与整个人类建立连接非常重要，而不是仅仅局限于社区、国家，在欧洲我们称其为“民族”。国家、民族是多元文化的一个部分，同时它也是封闭的元素。让我们向更大的社区敞开吧。当然，这不是强加给我们的生活方式，而是有意愿去交流，去向每一个人学习，尝试去接纳，并向其他人敞开你自己。这才是我心中的普世主义。

刘悦笛：在全球化政治哲学的语境下，中国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思想：天下。作为一个新阐释的同时又是植根于传统中国的政治学模式，我们必须关注它的形成背景和高度的中国民族主义倾向。天下大同是否是普世的？我认为，当今中国式的“天下主义”似乎已成为擎着世界主义面具的当代民族主义，中国统领世界往往会成其内在诉求。在天下观念这种中国式普遍主义的背后，仍深藏着“文化相对主义”的密钥，您如何看待这个中国式的天下问题？

斯卡兰提诺：“天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因为它有着很强大的源头。在你们的学术界，有一位学者赵汀阳对这方面有过很多探讨。然而“天下”的概念到底更为普世还是更为民族，这一点其实非常模棱两可。我的想法是，尤其是从欧洲国家的视角看，中国从来都没有扩张的欲望。在世界史中，中国从来都对别的国家不产生威胁，不论是在中世纪，还是在之后中国抵达最鼎盛的时代，中国从来都不被视为威胁者，而是合作者。如果你了解中世纪历史的话，马可波罗从威尼斯抵达杭州时，欧洲在那时候远比中国要小得多，但他们从来不觉得中国危险。

当然，这对我而言并不构成困扰，我想中国处于两种状态的抉择中：一方面，自我觉醒到自身的民族、传统；另一方面，意识到对世界的开放。这两方面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践行的事情。中国有着如此丰厚的传统，中国有很多条路可以走，世界也正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国打开。此外，其他国家对这样的情形也会深感兴趣的。

使哲学起到教育心灵的作用

刘悦笛：在中国哲学意义上，知与行乃是合一的，哲学作为“爱智之学”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当然我以为，不可能人人都成为哲学家，但每个人都有潜能去成为反思者。哲学家的一项重要使命在于，用思与行的合一引导人们认识、理解和行动。哲学在今天对于大众仍然是非常有用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该如何去践行哲学呢？

斯卡兰提诺：哲学的确是极为有用的。这么说吧，您觉得核物理学对普通大众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人们如何运用到它呢？他们是通过使用产品从而运用核物理学的。化学也是如此。药物对普通人有用吗？当然有用，这并不是说他们要去阅读关于药物的书。我们并不去阅读关于药物的书籍，但我们去看医生。哲学通过教育起作用。这并不是说哲学的书籍会成为畅销书，就像工程学方面的书，如果它们成为畅销书，那就是哪儿出了问题，那其实是不正常的。

哲学也是一样的。哲学对敞开人们的心灵是非常有用的，学习哲学不是要使每一个人都成为哲学家，而是要在任何职业中，使哲学起到教育心灵的作用。任何行业，启迪心智都是头等重要的。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世界里，我们的孩子将不得不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无论他们出生在哪里。他们要想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接触不同的习惯、不同的伦理、不同的语言，真正在一个多样化的世界里工作和生活，就必须学习哲学。哲学无疑会对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益处和必要的帮助。当然如果说哲学是我们所拥有的唯一利器，那就言过其实了，但它真的会起作用。所以哲学是有用的，对每个人都是必要的。

（本对话由帅慧芳根据录音全文翻译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