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9年是我国高校扩招后的第20个年头，经过20年的规模扩张和经验沉淀，如今的我国高等教育在“广度”之外，似乎已经有了一定的“厚度”。这一点，从高等教育各利益相关方对教育质量与结构优化的反复提及和不断探索中可见一斑。

在这一年，“金课”的概念开始为人所熟知；这一年，行业高校调整慢慢起步；这一年，新学科建设初露峥嵘……而当我们将这些新迹象做一梳理时，忽然发现似乎它们可以被大致归拢为一个以学生为圆心的“同心圆”。当我们从“学生”出发，由内至外地对这一“同心圆”逐层梳理时，对2019年的高等教育，也就有了一个虽不全面却足以引人深思的审视。

第一环

“金课”背后的课改之思

对于学生而言，最熟悉的一个环境是课堂。于是，与“课堂”关系最为密切的“金课”打造，就成为这一同心圆的第一环。

严格地说，“金课”概念的提出并不是在2019年。

2018年6月，在教育部召开的新时代中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金课”一词首先由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提出。仅仅不到3个月之后，这一概念便首次被写入政府文件，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各高校要全面梳理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淘汰‘水课’、打造‘金课’，切实提高课程教学质量”。

正是这一纸通知，使打造“金课”在2019年成为各高校的重要任务，“金课”也随即成了一个教育界的“高频词汇”。尤其在今年10月，教育部出台《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推出“双万计划”（万门左右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和万门左右省级一流本科课程），更是将“金课”建设推向新高度。

我们为何要如此看重课程、不遗余力地打造“金课”？背后逻辑并不复杂。

首先，课程是教育最微观、最普遍的问题，但它要解决的却是教育中最根本的问题—— 培养人。同时，课程是中国大学普遍存在的短板、瓶颈和软肋。不管是新建本科院校、地方本科院校，还是“双一流”建设高校，都存在这一问题，差别只是问题的轻重、呈现方式不同而已。

此外，在全球范围内，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已成为高教界的共同理念，课程则是解决这一理念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前面的所有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总之，无论于情于理，打造“金课”都是一件“光荣且正确”的事情。但是，这门“金课”该如何打造？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搜索引擎中输入“金课”关键词，会发现2019年相关报道中，大部分是与某高校“金课”项目建设有关的新闻，诸如项目立项、项目交流、项目名单公布等，从这个角度说，将2019年定为“金课项目年”似乎并不为过。由于各高校是闻教育部政策而动的，纷纷布局“金课”打造符合项目立项的一般顺序，然而，作为高校教学工作最基础的构件，一门“金课”的建设真的是某个“项目”可以解决的吗？

众所周知，一门课程的建设涉及很多因素，其中某些因素并不是仅通过政策、资金就能解决的，如教师的责任心问题、学生的整体素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较长时间的打磨，需要沉下心来，从课程选择到培养方案，反复推敲琢磨。

从这个角度说，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今年如火如荼的“金课”建设中，不乏“赶鸭子上架”者。

由此，我们也可以反思以“金课”为代表的本科教学改革。曾有专家表示，放眼一些高校，很多表面热热闹闹、轰轰烈烈的课程改革和课程建设，其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也曾有专家深入调查十年间未曾中断课程改革的高校，却发现其学生的综合素质、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等，并未因频繁课改和课程建设得以提升。这是否说明，我们的某些同样红火的课程改革，是否也有一窝蜂的急躁因素？

第二环

“师德”引发的“失德”之惑

如果将课程比作一座桥梁，其一头连接的是学生，另一头连接的是老师。而在2019年，关于老师的话题颇有些五味杂陈之感。

今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6个月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建成一批课程思政示范高校，推出一批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选树一批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团队，建设一批高校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

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前提是拥有一批思想政治理论过硬的教师。俗语云：言传，身教。课堂上的教学属于言传，而教师自身的素质则是对学生最好的“身教”。

然而，在2019年，正是教师的自身素质，似乎受到了比以往更多的质疑。仅以“性骚扰”事件为例，无论是今年年初的华北电力大学教授戴松元性侵女教师事件，还是刚刚发生不久的上海财经大学教授性骚扰女学生事件，都提醒着人们，在教师群体中不乏“害群之马”的存在。

也正因为如此，今年相关部门对于教师师德工作的重视程度也更胜以往。今年7月，教育部曾督促地方和学校进行整改，并于今年的4月、7月以及12月，先后曝光三批各10起教师违规违纪典型案例。年底，七部委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并明确指出要针对高校教师性骚扰学生、学术不端以及中小学教师违规有偿补课、收受学生和家长礼品礼金等开展集中治理。

尽管中央对教师师德问题的重视程度日益加深，但在公众视角中，似乎教师失德问题并没有缓解，甚至有愈加严重之感，这其中固然有新媒体环境下，对某类事件的放大效应，但师风师德建设也应该有所反思。

比如，我们除了拥有“教师失德一票否决”的果断之外，是否应该在日常的工作中，更加注意对教师师德的培养，而不仅仅是“见到一起处理一起”？我们是否应该将监督和管理的端口前移，加大对教师队伍“入口”的控制，而不仅仅以学术能力高低作为教师准入标准？我们是否应该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师德监督机制，以及受害学生的申诉机制，而不是只等受害学生在公共媒体发声后，才发现问题……

此外，如果将目光从负面新闻中移开，会发现我们身边也不乏立德树人的典范。近日，一条关于中科院院士王文采的微博得到网友的高度关注。这位已过鲐背之年的老院士，每周都自己坐班车到所里工作两天，直到去年，他的学生才知道，他的右眼已经失明多年。王文采一直用一只眼睛完成了多部专著与多篇论文的写作，从未假手他人。

这样的教师，不需要站在思政课堂上，便能够成为学生乃至后人的榜样，但我们对此类教师的宣传力度是否足够？

自古以来，我国就有对教师的“要求”，从《师说》的“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到《庄子·逍遥游》云“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为师者，自身要先明道、信道，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才能成为学生的典范，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更好担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

第三环

“四新”带来的学科之势

如果说，由课程和教师所组成的课堂是决定学生学习成绩的“小环境”，那么由课程、专业等所组成的学科体系，则可以算作“小环境”之外的一层“大环境”了。毕竟，学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课堂的内容和定位。

如果用一个词语概括2019年我国学科调整的整体态势，相信这个词一定会是“四新”。所谓“四新”，便是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和新文科四门学科的总称，2019年，高等教育领域对于“四新”的关注更胜往昔。

作为一个新概念，“四新”的提出经历了一个由分流到汇集的过程。

2017年2月，中国工程教育发展战略研讨会上形成“复旦共识”，提出了“新工科”概念。2017年下半年，农林教育专家开始关注“新农科”概念。2018年8月，中办、国办联合发布的文件中，有了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和“新文科”（“四新”）的提法。

直至2019年4月，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总体部署通过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提高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的通知》明确提出，要建设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示范性本科专业，引领带动高校优化专业结构、促进专业建设质量提升，推动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

此后，各高校开始从顶层设计、学科建设、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校际合作等多个层面推进“四新”建设。

如果说在2019年之前，“四新”还处于概念的探索以及酝酿时期，那么在2019年，“四新”成为各高校要切实攻克的任务。

只要对“四新”中各学科的特点稍加了解，便不难发现，“四新”学科的特点是交叉融合，且基本都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有关。面对当前的新技术形势，发展“四新”学科的重要性无需多言。然而，“四新”专业的建设势必将大范围改变传统学科构成，很多学科也要面临新的改变，调整原有的知识体系，对此，我们的准备又做得如何？

今年11月，本报刊发了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陈洪捷的署名文章《“双一流”建设，学科真的那么重要吗》。文章对目前国内以学科为核心的一流大学建设路径提出了反思。随后，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从自身经历出发，大声疾呼我国的学科建设不应拘泥于学科界限与层级，否则将迷失方向

学者的呼声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在现阶段，我国的学科界限划分依然过于明确， “学科群”的概念还未被广泛接受，学科融合程度依然不够，而要改变这一现状，现有的学科管理机构必须做出改变。正如王义遒在文章中所说，“在管理上，无论是科技部门还是高等学校，都切忌奉行‘学科中心主义’，而要以‘问题导向’的大领域、大方向为区块，整合学科集群，发扬个体优势，互相取长补短，在协同合作中追求学科整体卓越”。

只是要做到这一点，无疑需要现行的学科发展模式作出重大改变，尤其是改变目前条块分割的学科管理模式，提升学科本身的自主权。然而，在教育行政力量依然过强的当下，这种自我割肉式的改革，可以实现吗？

遥想2018年初，《复旦宣言》首次提出发展“新工科”，成为“四新”概念的源泉。其中已经明确提出“以引领未来新技术和新产业发展为目标，推动应用理科向工科延伸，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和跨界整合……”一年过去，如今，我们依然在这条路上，未来，必定任重而道远。

第四环

“趋同”折射的管理之难

2019年岁末，传统的“网红大学”——武汉大学又一次成为网络焦点，只不过此次并不是因为它的“明星校长”或者“樱花节”，而是因为该校一次性清退了92名超过学校规定期限未注册且未履行注册手续、未请假不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的国际学生。

中国大学开除国外留学生，这在此前是一件很少见的事情，但在2019年，却成为国内高校对留学生实行趋同化管理的一个典型代表。

近些年来，随着中外高等教育人员交流的日益紧密、国外留学生数量的不断增长，本土学生和留学生管理中大大小小的摩擦、矛盾与反思，从未停止。

从住宿环境的优待、没有门禁限制的松散管理，到强制学生参与留学生交流活动、刻意为留学生安排学伴，从学习生活到管理上的“双标”，始终是本土学生们心中的一根刺。这种不满随着今年7月山东大学“学伴事件”的爆发而达到顶点。

此后，教育主管部门开始了对留学生的“趋同化管理”。

就在“学伴事件”爆发的当月，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负责人专门就来华留学相关问题回答记者问，并且再一次明确表示，要推进中外学生教学、管理和服务的趋同化。实现统一标准的教学管理与考试考核制度，提供平等一致的教学资源与管理服务，保障中外学生的文化交流与合法权益。

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我国对于来华留学生的政策一直处于“收紧”的态势。

比如，早在2017年，教育部就同外交部、公安部出台了《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要求各地各高校严把入学门槛，确保所招收学生符合学校入学标准，依法依规对其加强管理。

紧接着，在2018年出台的《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明确提出，“高等学校应当建立健全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保障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健康发展和持续改进，推进中外学生管理和服务的趋同化”。

今年，对来华留学生的趋同化管理，开始落实到了学校层面。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虽然今年各高校加强留学生管理的新闻有时会见诸媒体，但似乎并不能引起国内师生群体的共鸣，“政策上已经意识到了要趋同化管理，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存在问题”成为一些高校师生的切实感受。

对此，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张端鸿曾在本报发表文章表示，趋同化管理一直是我国高校努力的原则和方向，但现实中确实存在一些基本的前提和原因，使得高校难以做到完全的趋同化管理，从而引发本国学生和社会的异议，甚至整个社会对留学生的态度也从友善变成敌意。

比如，留学生教育在国际贸易当中属于服务贸易范畴，而公办高等教育对本国学生来说是一项准公共产品，这导致双方的学费金额差距巨大，已经使留学生的趋同化管理难以实现。更何况，中外学生在语言和国民教育体系、奖助学金体系，乃至于学生管理机构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这使得“绝对的趋同化既不可能，也无必要”。

然而，我们依然要对留学生实行“趋同化管理”，即便我们真的无法做到“绝对化”，正如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强调，“严格管理与保持开放，应是管理者牢牢抓住的两端。避免仰视外国人的媚，同时避免俯视外国人的傲，更多地做到‘平视’，让在中国合法合规居住学习工作的外国人感受到中国带给他们的积极正面影响，并最终让他们在中国发挥积极正面的作用，这需要进一步在管理机制上下功夫”。

留学生管理已经有了政策方向上的指引、大众舆论的监督，具体的管理体制还有待各高校进一步建立、完善、落实，但不论是对不合格留学生的清退还是一部部规范的出台，在留学生管理上的进步我们勿庸讳言。

第五环

“转型”映射的时代之变

在我国，行业类院校始终是一股极为重要的力量，而在2019年的这个“同心圆”中，它被安排在了第五环，这并不是因为它离学生太远，而是因为它离社会太近。

2019年，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的行业院校，其“版图”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其中，最大的变化来自于教师教育“被分蛋糕”。苏州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相继成立师范学院和教育学院；教育部鼓励高水平工科大学培养职教师资；深圳一中学招聘20名教师，19名是北大、清华毕业生。这让人不禁担忧，未来师范院校何去何从。

另一方面，2018年由行业或企业筹建的“中”字头高校——中国康复大学、中国能源大学、中国核工业大学纷纷涌现。尤其是今年6月，教育部正式批复筹建“康复大学”。

无论是师范院校，还是新兴的行业大学，本质上都是应社会需求而产生的行业院校。为什么前者看似“春去冬来”，而后者看似“春草滋长”？其背后的形成逻辑，刻画出了行业院校发展中的沟沟壑壑。

我国的师范学校出现于清末，后在上世纪50年代院校调整中得以保留、发展，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肩负起我国师资培养的重任。并且在可预期的未来无法被轻易替代——在人才快速流动的今天，倘若取消师范院校，影响的是我国师资队伍的稳定。

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全社会对优质师资的渴求与日俱增，而最优秀的学生大多没有选择师范院校或专业，师范院校能否培养最优质的师资，成为越来越多人心中的疑惑。这时，人们将目光转移到了综合性大学、高水平工科大学。毕竟，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师范院校，充其量只有师范专业，学生培养多采用“专业教育+师范教育”的模式。

在我国，行业大学兴起于上世纪50年代，在全面学习苏联的大环境下，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开展行业办学，把综合性大学变为单科性大学，服务于特定行业。直到1998年，除了少数保留在行业、少数划转为教育部直属，绝大部分划转地方管理。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中国康复大学、中国能源大学、中国核工业大学申请筹建，虽有行业自身的需求，但在很大程度上，更是受到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社科院大学创立的“刺激”。它们性质相仿，除了依托的行业、企业级别略低，本着“你办我也办”的心理，本质上是一种效仿行为，更多的还是源于对“中”字头资源的向往。

不同的内在形成逻辑，决定了它们未来发展的不同走势。

师范院校在经历了前一阶段不太成功的综合化之后，或将探索与高水平大学合作的新模式，如通过校际学分互认，采高水平大学专业教育、通识教育之长，补自身之短；改革定向培养模式，通过“专业教育+师范教育”，吸引优秀学子在研究生阶段攻读师范教育。综合性大学办师范专业，则为非师范大学学子从事教师事业打开了一扇窗。我们乐见多管齐下，以此回应社会对高质量师资不足的需求。

新兴行业大学将进入缓慢的增长阶段，其意义或只在面向国家未来发展的重大需求布局，体现得更多的是“中国特色”，而非“全球趋势”。否则，但凡部委、行业都会有人才需求，群起而效仿之，整个社会将应接不暇。而事实上，经过多轮改革的反复讨论，行业办学的弊端已暴露无遗，未来几无可能逆转综合性大学的办学思路。对于新兴行业大学的办学需求，应该思之慎之。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陈彬、温才妃、王之康、韩天琪、袁一雪，见习记者许悦撰写。蒋志海制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