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刚刚过完入党70周年的“生日”，89岁的他安详离世，走得坦坦荡荡。

积蓄，全都捐了，880多万元，一分不剩，捐给了华南农业大学；后事，如他所愿，没有告别仪式，遗体捐给国家；最后一笔党费，老伴代交了，有1万元之多……

这一生，他是那样简朴，简朴到家里连窗帘都不挂；可他又是那样富足，一生家国情，桃李满天下，身后泽被万千学子， 留下了闪光的无字丰碑。他曾说，生活过得好，不是追求舒服，而是“无愧我心”。

他，就是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水稻遗传学家卢永根，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布衣院士”。

“中国共产党指给我有意义的人生之路”

生命最后的时光，卢永根躺在病床上，有些疲倦。可一说起当年入党时的情形，他眼中立刻发出明亮的光。

“当时在香港，一个很小的房子，有面墙壁挂着党旗。”老人的广东口音有些颤抖：“举右手，面向北方，延安就在北方，延安就是我们心中的太阳。”

1930年，卢永根出生于香港的一个中产家庭，家里有电话、出门有汽车。11岁那年，日寇占领了香港，他被父亲送回广东花都老家避难，谁料想，这里也被铁蹄践踏。

“老卢看到日本鬼子检查‘良民证’，一不顺从就一巴掌打过来。”老伴徐雪宾说，这一幕让老卢永世难忘。亲历了国土的沦丧，目睹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卢永根陷入了迷茫。就在这时，一道“红光”照进了他的人生……

1949年8月9日，卢永根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实，早在两年前，17岁的他就瞒着家人，做出了人生最重要的决定，加入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同志会”。“对祖国的命运自当不能袖手旁观！”卢永根如是说。

“他把入党那一天看成生日，新生命的开始。所以，每年这一天，我都为他过生日。”87岁的老伴徐雪宾颤巍巍地笑了，有点羞涩地透露了一个小秘密：“我想在这一天，一定干一件最让他喜欢的事，所以在1957年8月9日，答应与他结婚。”

新中国成立前夕，卢永根受党组织派遣，离开香港，前去广州领导地下学联，迎接广州解放。“我为什么要抛弃安逸的生活而回内地呢？是中国共产党指给我有意义的人生之路，只有社会主义祖国才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卢永根说。

作为华南农业大学的校长，卢永根这样定位自己的三重角色：先党员，再校长，后教授。

“虽然我现在疾病缠身，无法自由地行走，但是，我的意识是清醒的，我的牵挂是不变的，我的信仰是坚定的！”岁月时光无法磨灭卢永根的初心。住院不久，卢永根和老伴向党组织郑重申请：“我俩大半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党。这个时候，也不能没有组织生活。”对此，校党委决定，由农学院党委书记等几名党员参与，每月在病房开一次党员学习会。

“我全程看了党的十九大开幕直播，听完总书记的报告，热血沸腾，备受鼓舞……”十九大召开第三天，在病房党员学习会上，卢永根笑得皱纹绽放，“仿佛回到刚入党的那一刻”。

“我是炎黄子孙，要为自己的祖国效力”

“这片野生稻太好了，我们没白爬上来！”2001年10月的一天，广东佛冈的一个山顶上，71岁的卢永根一手拄拐、一手扶树，开心得像个孩子。

爬山不容易，卢永根拄着拐杖，感觉很吃力。“卢老师，您别上去了，我们上去采回来！”学生刘向东不忍。“要上去！野生稻的生长环境很重要，我想去看。”没办法，学生架着他，一步一挪，齐腿深的草打得裤管刷刷作响。

野生稻，携带栽培稻不具备的抗虫、抗病基因，是改良水稻的重要种质资源。连续几年，卢永根带着学生们奔波在广东高州、佛冈、遂溪、博罗、惠来等地，苦苦找寻……

卢永根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中国稻作科学之父”丁颖教授的助手。“抗战时，丁老师带着水稻种、番薯种，一直逃难到云南，把种质资源保护下来。”卢永根十分敬佩。丁老师去世后，卢永根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带领团队完成了恩师未竟的事业，保存了具有特色的野生水稻基因库，首次提出水稻“特异亲和基因”的新观点……近些年，卢永根研究团队共选育出作物新品种33个，在华南地区累计推广面积1000多万亩，新增产值15亿多元。

这对师生，还有一段佳话。学术上，丁颖是卢永根的老师，是他的领路人，但在政治上，卢永根是先行者，是进步青年，他多次对丁老师说：“像您这样先进的老科学家，应该尽早成为共产党的一员。”终于，丁颖在68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上世纪80年代，高校论资排辈风气严重，年轻科研工作者难以“出头”。怎么办？时任华南农业大学校长的卢永根决心要捅破这层“天花板”。他冲破重重阻力，破格晋升了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平均年龄40岁，最小的年仅29岁，其中5人直接由助教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如今的这8名骨干中，有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卢永根的日记扉页上，抄写着艾青的诗句。

曾几何时，在美国的姐姐苦劝卢永根一家移民，可怎么也说不动他。卢永根说：“我是炎黄子孙，要为自己的祖国效力。”他在给留学生的信中写道：“外国的实验室再先进，也不过是替人家干活。”在他的劝导下，多名学生学成归国。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祖国故，两者皆可抛！”在一次对学生的演讲中，卢永根化用著名诗句深情表白。晚年，又有人问他为什么非要留在国内，他说：“你向党、向人民作过许诺和宣誓，那自己要遵守了！”

“党培养了我，这是做最后的贡献”

“老卢啊，你身后，储蓄怎么处理？”2016年底，身患癌症的卢永根住院，老伴徐雪宾问道。

“捐！”卢永根脱口而出，只有一个字。

“好，我也是准备捐的。”没有任何思想斗争，老两口就做出了这个决定。

2017年3月14日下午，卢永根被人搀扶着，吃力地迈上银行台阶。他颤巍巍地打开黑色旧挎包，掏出了里面的10多张存折。周围安静极了，只见卢老吃力地在一张张凭证上签字，一次次输入密码。不久后，他又在另一家银行，捐出了其他剩余积蓄。

8809446.44元！老两口没有留给唯一的女儿，而是成立了“卢永根·徐雪宾教育基金”。徐雪宾说：“我们的生活样样都得到满足了，这些钱就是多余的。”

样样都得到满足了？走进老人的家，仿佛回到上世纪。铁架子床锈迹斑斑，挂蚊帐用的是竹竿，一头绑着绳子，一头用钉子固定在墙上；台灯是几十年前的款式，收音机坏了修了再修……

“这些东西没有用光用烂，还能用，物还没有尽其用。”卢永根说。“床已经很好了，我们刚结婚时，4个条凳架上板子，就是床。”徐雪宾很满足。

出门，80多岁的老两口背着双肩包、头戴遮阳帽，挤公交、换地铁；吃饭，叮叮当当拎着饭盒，和学生一起在食堂排队打饭，吃得一粒米都不剩……看到有学生剩饭，卢永根总忍不住提醒：“多少株水稻才能出一碗米饭？”

这已经不是卢永根第一次捐赠。早在2015年，他就和老伴回到家乡，把祖上留下的两间价值100多万元的商铺，捐赠给当地的罗洞小学。

这些壮举，大家说是“捐”，可卢永根却说是“还”：“党培养了我，这是做最后的贡献。”老伴徐雪宾也说：“我们两个年轻时就受到党的教育，国家给了我们许多，我们用不完了，当然还回去。”

不仅“还”钱，他们觉得连自己的生命都是党和国家的，也要“还”回去。于是，双双办理了遗体捐献手续。

“布衣院士”卢永根走了，走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他不留财产、不留遗体、不留墓碑，但是，他却留下了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