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一群中国科学家惊喜地发现了“天眼”的奥秘。三年前，这些科学家们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奋斗，攻破了一项项技术难关，终于打开了“天眼”，成为世界上灵敏度最高的望远镜。今年，中国科学院迎来70岁生日。作为中国最高的学术机构，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身上都有哪些可贵的品质？他们又是如何在自己的默默耕耘中实现自己的使命和担当的？

日前，为庆祝中国科学院建院70周年，由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主办、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承办的中国科学院科学节“中科院的使命与担当”主题讲座在中科院学术会堂举行。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总工程师姜鹏研究员、科技史学者李成智教授、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高福院士、中国科学院文联名誉主席郭曰方通过四个报告，从不同角度生动呈现中科院的使命与担当。

会上，姜鹏首先做了题为《逐渐睁开的中国天眼》的报告。姜鹏介绍，射电望远镜按照形态可以分为球面射电望远镜和抛物面射电望远镜等，抛物面望远镜可以把电磁波聚焦在一个点上，但由于FAST的主射面整体是不可动的，如果被设计成抛物面，只能被动观测扫过它的视场内源，这不利于增大望远镜扫描的积分面积以及对灵敏度的优化。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科学家计算了一个口径300米的抛物面，只要选择合适的焦比，它的球面和抛物面的偏离距离只有0.47米。

“这个0.47米就是FAST的基石。如果这个距离是4.7米或47米，就不会有FAST了。”姜鹏说。

有了这个发现之后，一个概念就应运而生：先建一个基准球面，口径500米，然后在表面放上微小的驱动装置，只需要微微的改变反射面的形状（0.47米），就可以形成一个口径300米的抛物面，就可以把平行光汇聚到一个点上。然后将接收机以正确的姿态放到焦点的位置上来接收信号就可以了，这就是FAST的基本原理。

“20多年前的那一刻，南仁东惊喜地像个孩子一样。”他随即怀着极大的热情，牺牲了大量的休息时间投入到工作当中，在几十年的建造过程中，领导团队克服了索疲劳、复杂工件管理、精度控制、性能调试、系统功能性整合等多方面工作中遇到的诸多困难，造出了世界上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

在了解了FAST的修建过程之后，有国外同行表示，“只有中国人才能做出这样的望远镜来。”

“我们做好用的望远镜，也希望后来者把望远镜用好。”姜鹏说，虽然有朝一日FAST也终将被更先进的望远镜所取代，但是中国科学家在建造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勇于担当、精益求精的可贵品质永远不会被人忘记。

高福做了题为《科学与人生》的报告，分享自己的求学过程、在非洲抗击埃博拉的经历等，强调终身学习和自律的重要性。

高福说，做科学最重要的是选题和执行力两条原则，如果选题没有崇高的立意，没有深远的人文关怀，会落入沽名钓誉的窠臼；而即便找到了有潜力的选题，如果不能坚持刻苦地攻关，也不能做出成果。

高福并介绍了自己所从事的病原微生物跨种间传播机制与分子免疫学的进展、埃博拉病毒的机理、流感病毒的结构等。

研究流行病可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高福曾在一个登革热流行的国家出访时发烧，幸而最终转危为安。他说，在与微生物艰苦奋战的过程中，他锻炼出乐观的性格，感到从周围方方面面的人群中都得到了许多帮助。

此外，李成智和郭曰方分别做了题为《郭永怀生平及其科学贡献》和《科学与祖国》的主题报告，回顾了邓稼先、钱三强、郭永怀等两弹一星元勋艰苦的工作历程和奋斗精神；蔡希陶等科学家用忘我的奉献和牺牲精神奠定了新中国科学技术的根基；“科学的春天”从酝酿、筹划到最终成功，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艰辛历程，反映了不同时期科学工作者同样的报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