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某发展中心、某某创新基地、某某重点实验室、某某研究会……现在，科研单位门口挂着金色银色的金属牌子若干，基本算是标配；科研人员写文章，署名后面也常常跟上三四个机构名称，以示重量级。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各种名目的“牌子”在学界流行开来，一发不可收拾。

今年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了“牌子多”的现象。在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刘兵看来，目前的“牌子多”，对开展科研工作总体上是弊大于利的。青年科学家社会责任联盟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郑永春认为，当牌子带着资源而来，大家都忙着抢“牌子”，其实是在分资源，会严重影响整个学术生态。

“牌子多”并非绝对

科技日报：结合您的感受，谈谈“牌子多”现象。

刘兵：牌子，即机构的合法名称。现在，高校、科研院所里有名目的机构特别多，所以大家普遍感觉到牌子多。但实际上，所谓“牌子多”并非绝对，比如，仍有一些十分有必要存在的机构到现在还没出现。而之所以感觉牌子多，是因为很多机构的存在不一定有那么大的必要性，有些甚至是重复的。

郑永春：有些时候，是一套人马挂几块牌子，机构本身没有增加。其实，只要牌子与机构、事、人都能联系起来，就不会显得多余。实际上大家说的“牌子多”，主要是带资源的牌子多。

牌子挂钩“名”和“利”

科技日报：为什么会出现“牌子多”现象，其中有什么利益纠葛？

刘兵：一方面，设了机构，挂了牌子，就有了若干个岗位，特别是带有职务的岗位，从行政角度讲领导就多了，这就满足了一些人员的任职需求；另一方面，这基地、那中心、各种实验室等也是科研单位的重要考核指标，多多益善。所以，“牌子”对于科研单位来说，科研之外的用处很大。

实际上，挂牌子本身并不是容易的事。但因为有这种刚需，拥有审核、批准设立“牌子”的部门就掌握了控制挂牌的某种权力，随之则是寻租的可能。如此一来，这种“牌子多”的基础就更牢固。

郑永春：牌子的背后是资源的分配，多一块牌子就等于多一份资源。如果是市场化的机构，牌子多一些也无妨，他们都要自负盈亏，自谋生路。但如果是事业单位和官方机构，牌子多不是好事情，而且会导致科研人员和科研机构的行政化倾向，个人会追求职务和头衔，机构会追求级别和门面。

多余的“牌子”催生不正当竞争

科技日报：“牌子”对科研工作有哪些影响？“牌子多”会带来什么问题？

刘兵：挂牌子有很多种情况，其影响也要分类讨论。比如，因国际合作需要可能会设置一些象征意义的机构，只要有利于工作的开展，就是合理的。但为解决人员任职安排、或考核需要设置机构，不仅因不必要的行政事务占用了人力物力，增加的管理障碍还不利于科研工作的开展。

郑永春：分资源本来也无可厚非，如果资源能对应到与科研相关的事和人，那也没什么问题。但现实情况往往是资源只有那么多，资源分配看似公开公平，但实际上打招呼、递条子的仍然很多，存在不正当竞争，进而影响学术生态。这与国家最近大力倡导的科学精神是矛盾的。做学问要甘坐冷板凳，健康的学术生态，需要科学家静下来、稳下来、慢下来。而处于当下这种生态，机构抢牌子，个人抢帽子，很可能坐了十年冷板凳，“牌子”和“帽子”早就已经没了。

切断“牌子的诱惑”，回归科研规律

科技日报：“牌子多”如何解决，有什么建议？

刘兵：其实，无论牌子多与少，关键要看这块牌子到底是为什么而设置、是否有利于科研工作的开展。追根溯源，那些多余的、低效的牌子背后基本上是一种不必要的行政化。首先在这方面要下决心、下狠心改革，踏出真正让“牌子”有利于科研工作、服务于学科发展的第一步。

郑永春：“牌子”问题实际上指向的是资源分配问题，即谁来分配、怎么分配。科研领域的事应按照科研规律来办，科技创新的需求源自社会，科技创新的活力源自民间，科技创新的动力在于基层一线。科研主管部门按照学科领域和方向进行分配，不应介入到具体项目的分配中。要抓好学会、学术委员会的秘书处，让科学家团体发挥作用，就科学事务进行自主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