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日，发生在高校里的两件事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一个是北京大学2017~2018春季学期《考古学通论》课程期末考试，学生成绩整体偏低，部分学生以题量大、不少考试内容课上并未讲授、认真学习的学生未能得到应有的分数等为由，向授课老师要分；另一个是浙江某高职院校学生因创业成绩好，在挂科7门的情况下仍然顺利毕业，并且被推荐为浙江省优秀毕业生，而且该校“学生可以用创业的业绩来申请某些课程免修、免听，甚至免考”。

这两件事看似并不相关，但实际上却说明了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对待学业和考试成绩。

一直以来，对于师生关系都存在这样一句调侃：“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如今，它依然是众多高校考试时的真实写照。理论上，我们知道考试不过是老师检验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学生展示学习成果的一种方式，但事实上，考试成绩却与诸多方面产生密切联系，比如考研、就业等。

那么，到底该如何看待上述的两件事？又该如何对待学业和考试成绩呢？

专家解读

“严格训练”与“学生满意”的悖论

卢晓东（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北京大学“考古学通论”课程考试引发的少数学生“要分”事件，突出反映了当前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

钱理群教授曾提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概念，北大少数“要分”学生的表现，表明这个概念已经立住，值得高等教育领域教师、学生有所警惕。“双一流”建设中，立德树人是基础和根本。国家以百姓的纳税为“双一流”高校提供更高额度的生均经费支持，因而，每个学生未来也对纳税人承担不可推卸的更大责任。

高等学校中教师、学生的关系不是市场中厂商和顾客的关系。高校教师本质上是学生的学术训练者，需要对学生进行严格的学术训练，将学生带往学术领域前沿和范式边缘；学生没有取得优异的考试成绩，没有学好，正常的反应是羞愧地面对老师，见了老师不好意思地躲着走，之后认真反思，继续努力。但近十几年，过度的“市场化”扭曲了教师和学生之间本真的关系，学生成为购买学分和成绩的顾客，教师成为卖知识和考试成绩的“淘宝”卖家。教师每一门课程的授课都需要学生评估，需要学生的“好评”，职称晋升也需要学生的“好评”；学校的教学过度考虑了学生的满意度，使得学生的满意度等于顾客的满意度。这种趋势严重偏离了教育本真。

目前高校学生评价体系中学生的成绩也被过度重视，学校奖学金评定和保送研究生的基本依据主要是学生考试成绩。这也是学生如此重视和在意分数的主要原因之一。应该向剑桥大学学习，取消将成绩作为奖学金评定的标准，奖学金应该奖励学生的创新。这一改革十分艰难，任重道远，但也日益显得迫切。在这一方面，浙江农林大学的奖学金改革值得学习。

某高职院校创业学院副院长说，“学生可以用创业业绩来申请某些课程免修、免听，甚至免考”。因此，有“大学生挂科7门，不仅顺利毕业还被推荐为优秀毕业生”。在学校现有管理制度中，学生必须能够毕业。如果该校有学分置换制度，或者该学生通过重修、补考等方式最终通过了考试，那么他才可以顺利毕业。顺利毕业的基础上，学生学习成绩虽然比较低，但是创新创业的能力突出，我个人认为授予其“优秀毕业生”荣誉是可以的，这个逻辑和前文中奖学金的逻辑相同。但是，创新创业不能完全替代基本学业要求，这一点办学者需要在“创新创业”的“发烧”浪潮中保持清醒和冷静。

学生评价须更加规范

储朝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我认为，无论是北京大学“考古学通论”课程考试引发的少数学生“要分”事件，还是浙江某高职院校学生因创业成绩好，在挂科7门的情况下仍顺利毕业，并被推荐参评浙江省优秀毕业生，都说明了同样一个问题，就是学校对学生的评价不够严谨、不够规范。

前者反映了无论是考研还是就业，学校和社会都会看学生们过去的成绩如何、表现怎样，这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所以，他们才希望自己的成绩更高一点，将来档案也可以呈现得更漂亮一点。学生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诉求，也是因为有些学校和老师的确会在学生的请求下提分。如果过去没有这样的例子，如果学校都是严格要求的，那么就不会有学生提出这样的要求了。

后者则是典型的“一俊遮百丑”，认为只要一件事做好了，在其他事上都可以放松要求，这种现象在我国中小学教育中也存在。

要知道，学业是学业，创业是创业，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学业成绩没通过就是没通过，成绩是多少就是多少；如果是创业，那就要以创业的标准来衡量。创业成绩好，并不代表学业成绩也会通过。两者是不能相互替代的，但实际上，很多学校却将其相互替代。应该有专业的教师对其进行判断。如果学校通过一定的程序进行综合评价，认为学生是合格的，那也可以。

我觉得，还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学校要追求课程的设置是否与专业的需求相适应。比如说，有些课程的开设本来就与专业需求不相符，那么学生考试考得不好，这也是有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怪学生了，而是应该由学校来调整课程。

总之，我们应该系统地考虑教学与评价之间的关系，而且整个过程要严谨、规范，否则就会出现问题。

分数不是全部但不可或缺

杨德广（上海师范大学原校长、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原理事长）

学生通过在学校的学习，究竟掌握了多少知识、程度怎样，考试是比较直接的了解途径。而分数就是对于学生学习状况、学习成果的一个集中体现了，这是一个客观的考量。而学生认为教师给分低了，向教师要分数，这一举动其本身就是不正确的，也是不被允许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公开作弊的行为。有如此举动的学生也不是一位合格的学生，教师也不会接受这种无礼的要求。这样的事情，一旦有了先例，那么其他学生势必会效仿，这就会引发教学和评价的无序与混乱。平时学习不投入精力、时间将学习搞好，最后向教师要分，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学风，是不可取的。

而关于学校为创业优秀但7门功课不及格的学生申请优秀毕业生，这样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如我在开头所言，分数是学生对专业课程学习后的一种检测。在大学里基础课程、专业课程等分类非常明晰，代表的是学生在大学期间需要掌握的知识和能力，而创业能力可以是学生能力中的一部分，但不能代表全部。对于创业优异的学生我们可以给予适当的奖励，但是不能因这一项成绩的突出而否定了学生需要获得的其他能力，因此7门功课不及格还申请优秀毕业生这是不可取的。

当然，我了解到在一些高职高专类的院校中，可能更注重学生的能力，有些能力合格了就可以代替分数，但是这要事先规定好，而不是因为一方面过于突出，就取消其他所有的成绩。学生创业成绩突出，或者有何等的发明创造与学生能否合格毕业是两件事情，不能够完全等同起来。我们一般还是要求学生在校期间能够将每门课程都学好，掌握必要的技能。学校要有学校的要求，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学校。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地方，不是交易的场所。

在我看来，分数是一个综合的反映，它可以反映出学生的学习态度、成果、状况。现在社会上很多企业在招聘中，的确很看重一个人的能力，但是一个人如果在学习期间分数都不及格，基础的知识都没有掌握，没有达到毕业的资格，只说自己有能力，我想用人单位也不会雇佣这样的学生。

我国有两千多所高等院校，分类实际上还是比较明晰的，本科和专科各占半壁江山，并且在学生培养的定位上也还是比较明确的。比如，我们一些研究型的大学，在对学生理论学习的要求上可能会更高、更严格。而职业类和专科类的院校则会更注重学生的一些能力，但是基础的技术理论知识也还是要掌握的，这对于其今后技能的提高是必要的。

实际上，我国高校的分类目前还有待完善。首先我们的高校应该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方面下功夫，将学生都培养成研究型人才或学术型人才是不现实的。其次，关于高校与社会的沟通、配合方面我们还远不如西方国家完善，校企结合、产学研结合得依然不够紧密。我们现在主张培养工匠型人才，而这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帮助。然而，目前社会上的企业对于与学校的合作还不是很积极，往往需要学校主动牵头。因此，在高校与社会的良好互动上我们还需要加强动员。

建立多元化、个性化的评价

庞海芍（北京理工大学研究员、中国高教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会秘书长）

在北大事件中，考试分数的涵义到底是什么？尤其是如何考、考什么、怎样划定分数等级，都值得反思。

以体育课为例，无论是田径还是球类，按理来说跑得快、打得好者得高分，但高校体育课却不是这样计分的。体育课开课并不为了比赛，而是通过出勤率、上课态度等，考查学生是否养成了良好的锻炼习惯。它考查的不是绝对的水平，甚至是一种态度。又比如,高数考查的是基本原理、知识的掌握情况，学生如不掌握这些知识，后续无法顺利学习。它更多考查的是绝对的水平。

北大事件中涉及的是一门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课，仅凭一张期末考试卷，似乎更侧重的是知识考查，那么，是否有对学生平时作业、出勤，小组项目乃至实地考察有灵活多元的考查方式？在我看来，应根据课程属性让考试多元化、个性化，让不同风格的学生发展有多种途径，而不是一张卷子。

就考试而言，我们通常把它分为终结性评价、过程性评价，终结性评价多用于选拔性考试，如高考通过分数区分高低，而大学考试更侧重于过程性评价，通过发现问题，督促学生改进。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考试，不是到了期末才发现问题，而是在过程中发现缺漏。如学完两三章就进行一次小考试，让学生及时查缺补漏，教师了解学生的掌握程度、课程讲授的难易程度，从而做相应的调整。

在成绩的计算上，西方高校采用五分制，我国高校采用百分制。作为任课教师，我也时常为了打83分还是85分而困惑。是否所有的课程都要用百分制，并不尽然，起码像文史哲考试，以论述、作文为主的考试，很难做小分数的区别，反而打A、B、C更加容易。

如今的唯分数论是应试倾向的延伸。中国学生从小形成了看重分数的习惯，一个典型的考试倾向就是，开课伊始就问老师“这门课怎么考”，到了期末又问“能不能划重点”。这是高考体制形成的习惯——学习为了考试，考试为了拿高分，至于知识是否扎实、学以致用，并不关心。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考查一个人更多的是综合素质，尽管包括知识水平，但更多的是应用知识的能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尤其是敬业精神、工匠精神、社会责任感、团队合作、沟通表达、创新等优秀的品质。这些品质在试卷上无法体现。反过来看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他们不唯分数论，客观评价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是值得赞赏的。

还有一种倾向同样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凡事以数字来衡量，已经从基础教育向高等教育延伸，如硕士生入学考试，一些优秀的学生往往因一分之差丧失读研的机会。这种倾向还蔓延到教师的工作考核，看论文数量、科研经费数量、科研获奖的数量与界别，甚至一些高校把学术劳动成果换算成分数。

不是每个人都擅长考试，我们真正需要改变的是建立多元化、个性化的评价，尽可能纠偏、弥补因偶然因素产生的因一分之差改变命运。如高考，如今采取平行志愿、增加自主招生的方式操作，将来是否可以有多次考试，打破一考定终身的局面。在评价能力建设方面，设置非标准答案试题，让真正懂行的评价纳入到专业评价当中。

各方观点

学生

徐童（大连理工大学学生）

首先，我认为在校期间，成绩好是能力强的一种体现。作为一个学生，认真学习、出好成绩，属于做好本职工作。如果一个学生，上课睡觉、下课打游戏、考试作弊、考后要分，这种态度难以使人相信其进入社会后会认真工作、艰苦创业。其次，基础知识的学习是未来创业的基础。就拿我本专业环境工程来说，如果一个学生连雾和霾都分不清，又何谈从事相关研究和治理呢？本科阶段，教我们学习基础知识，研究生阶段培养我们的创新能力，这已然是人生捷径，倘若一个人放着正规的捷径不走，恐怕也不是一个聪明的表现。

刘传盛（河北大学学生）

我认为重视创业和重视分数，是一个关于价值观的问题。有些人觉得挣到钱才是王道，学习成绩再好，学术成果再多，也比不上创业成功之后挣到的钱多，这样的人主要关注个人是否能过上物质颇丰的生活。而有些人认为，学好文化知识，提高学术能力，今后为国家发展、民族兴旺做出贡献，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对于我个人而言，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今后会背负很重的经济负担，所以我更看中创业，如果能够创业成功，可能要比我上完本科，再考研究生，最终还要努力找工作这样的方式，更能够快速、有效地缓解我的经济压力。

教师

张庆霞（北京师范大学教师）

学生应该认真学习，如果是因为创业、身体等特殊原因可以提前和学校沟通，妥善处理。大学时期是人生的重要阶段，是积累立身底蕴的重要阶段，留下挂科7门的不良记录实是一种遗憾。我能理解学生想取得较好成绩以便出国、找工作等，但集体要分的影响不良，因为它还事关诚信，诚实做学问很重要。

周琼（黄山学院教师）

作为专业老师，都希望学生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因为分数高一点，对学生的评奖评优乃至以后的考研、就业肯定都是有益的。但老师也不可能盲目给高分，每一门课，我们都会根据课程性质制定详细的评分细则，并在学期初的时候告知学生。所以，如果学生真的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并按照教师的要求完成考核任务，那么他的分数不可能和自己的努力不对等。作为一位负责的教师，不会随意给分，更何况，教务处也会有相应的检查机制以保证教师的评分公正性。

从这些年的从教经验来看，考试分数不能完全与一个学生的能力画上等号，但我始终认为，分数可以衡量一个学生为人处世的态度。如果他是一个负责、严谨的人，那么他会认真对待大学期间的每一门课程，不管从短期的功利性角度看，这门课是否“有用”。这种态度会让他在课堂内外用心地学习，从而获得不会太低的分数。我从曾经遇到的众多学生中总结出一个规律，有些学生，不管是哪门课，总能取得高分，而且在参加社团、实习等经历中，也总能表现优异。这大概就是“态度”的作用。

企业家

糜军（江苏某科技公司总经理）

不同的企业对学生的要求在细节上是有所不同的，具体到我们企业，很明确的一点，就是更加关注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觉得，分数只是一个佐证，甚至于，有时候他们的成绩单很漂亮也未必是特别好的加分项。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挂科了，比如工科学生挂了数学和物理，那我就要考虑一下了，因为工科生解决实际问题，是需要逻辑思维和一定基础知识来支撑的，如果这些科目都会挂，那我就会怀疑他们在学校是否贪玩虚度了。

学校对学生的考试是面面俱到的，但我们并不要求他们是全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学生成绩好或不好，而是这背后能说明什么，如果只是说明某些无关紧要的方面不擅长，那无所谓；如果说明相关工作能力也有问题，那就比较重要了。

总之，首先我们不会唯分数论，或者说，对分数的考查只占比较小的比例，更看重对他们成绩的解读；其次，我们对他们的学习能力、开朗的心态也非常关注。

齐犇（北京某创业公司副总经理）

分数肯定不是判断一个大学生是否优秀的唯一指标，尤其是处在当下如此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下。我曾经有一个员工，是北京某著名高校在读硕士研究生，理论层面很有自己的想法，但是责任心不强，要求却很高，具体执行时完全不遵守团队协作的要求。所以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不仅是分数，是否是名校毕业都不是绝对标准。

无论中外，无论学校还是企业，打分肯定是一种可行的方式，但是，打分的标准、维度和体系如何去建立？我始终认为，中国的高校如何去改革、优化自身的教学培育体系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不可能指望一个正在建立价值体系的学生去为学校建立范本和体系。学校应该与时俱进地跟进社会发展的需要、个人自我实现和发展的需要，去建立一个可以引导并且具备弹性的评价体系。

从中国现实来讲，我们需要人才，也需要天才。高校不能为了固定的标准和体系而埋没了这样的苗子。这种代价是扼杀了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机会。想象一下，这种机会成本将会是多么高昂。

（本版内容由本报记者陈彬、温才妃、王之康，见习记者许悦，实习生武悦采访整理） 郭刚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