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晶晶

当你写论文时，可否从叙事的角度考虑IMRAD［导论（I）、方法（M）、结果（R）、和（A）、讨论（D）］结构？

IMRAD结构对于科学家来说重要吗？

当AAA结构换成ABT结构，即And换成But或者Therefore，效果会更好吗？

科普需要故事吗？

牛顿的苹果、弗莱明的意外，这些科学故事是否与科学本体有关？

一场专业学术会议上，来自全世界的最聪明头脑们齐聚一堂，他们迫切地想要知晓同行在做些什么，做到了什么程度，有哪些新的发现，对自己的研究有哪些启发。台上的讲者，用扎实的数据、严密的逻辑、创新的观点试图征服听众，而听众们也正在以更加审慎的态度对待台上演讲的一切。

众所周知，科学与理性相关，与实验相关，与数据相关。但如果说科学与叙事相关，或者换句更通俗的话，科学也需要讲故事，需要讲究叙事结构，估计很多人会为此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陌生又熟悉的IMRAD

兰迪·奥尔森29岁从哈佛大学拿到博士学位，37岁获得新罕布什尔州大学海洋生物学终身教授职位，但是他却在这之后去到好莱坞，进入南加州大学学习电影拍摄，执导了包括《一群渡渡鸟》在内的多部电影。

因为横跨科学和艺术两个领域，奥尔森曾先后出版了几本关于科学及科学家如何与外界沟通的图书。在新作Why Science Needs Story（《科学需要讲故事》）一书中，他就重点阐述了关于科学中如何叙事的问题。

他在书中写道，一次他去参加美国农艺学年会，面对800多位科学家，他展示了IMRAD几个字母，问大家是否有人知道这五个字母代表什么。结果无一人回答。

其实，按照这五个字母撰写的论文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导论（I）、方法（M）、结果（R）、和（A）、讨论（D）。这是论文写作的基本结构，但从未有人从叙事的角度考虑过这个结构；事实上，IMRAD是一个世纪前人们反复遴选的最适合科学报告的标准化结构，是一种叙事结构。

是否知道这个结构的存在？这对于科学家来说重要吗？《中国科学报》记者就此话题采访了国内的一些科学家。

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曹则贤曾在《物理》杂志上开设“物理学咬文嚼字”专栏，他在采访中表示，关于学术论文，一般杂志都会有自己的格式。“投稿人遵循杂志给定的格式，其实这是个对双方都便利的事情。”

但同时，他们也并不否认这个结构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了轻子混合的“民主”模式和中微子混合的“近似三双最大”模式的邢志忠在采访中表示，大部分论文都会遵循IMRAD的结构，或者说大致是这样的结构。“一般没必要打破这个结构，因为这很科学，符合最简洁的表达规律。”

两位科学家都表示，自己指导学生的时候都会按照这样的基本结构。曹则贤表示，研究生学习如何按照杂志要求的格式写论文，本身就是研究生培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将AAA换成ABT

IMRAD的结构尽管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但很少有哪个学校或者研究机构会在新人培训的时候，解释为什么论文写作要遵循这样的结构。

在奥尔森看来，科学家们对于叙事的无意识或者漠视，会引发诸多问题。比如期刊杂志、科学记者对于时髦研究的追捧，或者公众对科学的麻木。也因此，奥尔森提出了所谓科学界的“叙事缺乏症”的问题，以上的内容正是这种缺乏症的表现之一。

“科学的世界充满了叙事，但却没人注意到叙事的力量和重要性。”奥尔森写道。而打开这个死结的方法，似乎好莱坞的一些经验可以提供帮助。

从科学家到导演，奥尔森对科学世界的叙事倾注了诸多心血。而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他偶然看到的美国导演特雷·帕克在纪录片《六天创作流程》中分享的一个技巧——将剧本初稿中一个又一个的And换成But或者Therefore。也就是将剧本里的“事情这样了，然后又这样了，再然后又那样了”，改成“事情这样了，因此这样了，但是那样了”。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将And改成But或者Therefore，都会有更好的效果。

奥尔森对将AAA结构换成ABT结构给予了极高的赞赏，事实上他成为ABT结构的忠实拥趸。他在TED作关于这条规则的演讲，在《科学》杂志发表相关的文章，并且在自己的工作坊中进行应用。

诺奖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1953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论文《核酸的分子结构——DNA的一种可能结构》被奥尔森奉为圭臬。他评论说：“他们的论文只有区区两页，不仅简明而且特别引人入胜，算得上一部传奇之作。……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自然》杂志上的论文在第一页采用了ABT结构。”接着他具体分析了这篇文章是如何叙事的，“别的研究已经开始解释DNA的结构，And（并且）他们的结果对我们很有意义，And（并且）他们的模型有三个链条，But（但）我们认为那是错的……”然后展示他们的新发现。

清晰、明了，引导读者进入单一的叙事方向，这是ABT结构所具有的优点。但这并不代表AAA结构有何不妥，奥尔森解释说：“AAA式的展示没有任何错误，它可以展示冗长的精确数据，能够胜任大部分场合——可能有一点乏味，但可以胜任……AAA格式存在一个潜在的问题，有可能听众根本不能从你说的内容上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因为真实的传播过程不会如此简单——‘让真相自己浮现’。”

讲故事或许要分专业

对于奥尔森大力提倡的ABT结构，记者采访的几位科学家的热情却似乎并没有那么高。曹则贤表示：“文章和文章格式从来不是死的。有学问的科学家写有内容的文章，比如P.W.Anderson、Frank Wilczek等诺奖得主，写的文章的格式就是灵活的。禁锢文章的，从来都不是格式的要求，而是作者本人水平的低下。”

首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任东也在采访中提出，科学论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总的来说，科学论文和科学报告肯定是要讲“干货”的——“存在什么问题、怎么解决问题，要说得很清楚”。他发现越是大专家越是能将复杂问题说得清晰明了，“像《自然》的论文就有相对固定的写作模式。但其实，模式有套路也可以，没有也可以。头脑清楚、对问题理解透彻的科学家，论文从摘要到引言，写得又短又好”。

论文写作中是否能考虑故事性因素，也与专业领域相关。邢志忠表示，不管是AAA结构还是ABT结构，他都不认同，“理论物理论文，一堆公式，讲什么故事，谈什么AAA或ABT”。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饶子和院士的学生叶盛在采访中则表示：“像天文学家或者物理学家，跟人没有关系或者关系很小的学科，就很难讲故事；但是像生命科学，和人有关系的事情就比较容易注入故事性。另外将研究本身的一些过程和故事放进去，也是提升故事性的一种方法。”

“但这都不是必需的。”叶盛强调说，“好的东西，如果你能做到逻辑漂亮，语言好，写得引人入胜，同样可以吸引读者，这个也不一定非要通过讲故事去实现。现实中AAA结构的论文可能更占大多数，但是采用哪种结构或者叙事方式并不重要，因为大家更看重的是你想表达的科学思想。”

科普需要故事吗

要严格区分专业与非专业场合的叙事方式和内容，是多数科学家的共识。但不可否认，某些小故事会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邢志忠说道，在纪念夸克模型50周年的报告中，G.Zweig提到了R.Feynman曾提名他和Murray Gell-Mann获得诺贝尔奖的事情。“这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注意，他的报告不是纯粹的科学报告。”

做科普需要讲故事，是大多数科学家和科普工作者的共识。但这些故事往往来自于科学家，而非科学内容本身。任东分析说，大家崇拜陈景润，但其实也没有几个人能真正明白他作的研究，更多的是对他的生活和情怀感兴趣。叶盛提出，虽然确实有技巧的存在，但要看能不能在故事中投注足够多的情感和关怀，这是故事能否打动人的关键。

邢志忠的观点更为犀利，他表示，科学家有故事，而科学没有。

牛顿因为苹果发现万有引力、弗莱明意外发现青霉素等，这些是公众熟悉的科学故事，但是否与科学本体有关，似乎需要画个问号。“伏尔泰编造的苹果砸头的故事之所以流传下来，不是因为故事有多了不得，而是因为牛顿太伟大，而一般人太不肯动脑筋。牛顿被苹果砸头发现万有引力的故事铺天盖地，但鲜有人从这里理解引力理论是如何构造的。”曹则贤评价说，“就我个人经历而言，在熟悉雅克·居里、皮埃尔·居里、玛丽·居里的工作和著作以后, 我因曾经读过那些关于居里夫人的编造故事而十分厌恶那个交过大量智商税的自己。”

基于这些考量，曹则贤对于故事的态度更加审慎：“我在科学传播过程中讲故事，但不编故事，也不希望借助故事来传播科学。我认为科学本身就是故事，智力创造过程中自然会产生故事，无须为了传播科学去编故事，尤其是编虚假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