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高楼耸立、路面硬化、填湖造地，我们一度离‘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越来越远。幸运的是，近年来，大家已经逐渐意识到珍爱自然、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5月21日，在全国生物多样性观测报告发布会上宣读《关于加强两栖动物保护的倡议书》时，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的吴延庆博士颇有感触地说。
吴延庆所代表的全国两栖动物多样性观测网络，只是全国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011年以来，在生态环境部（原环境保护部）和财政部的支持下，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组织全国相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保护机构和民间团体，以鸟类、两栖动物、哺乳动物和蝴蝶等为指示生物类群，逐步建立了648个观测样区，设置样线和样点1万余处，初步形成了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的全国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
1 为保护和管理提供第一手数据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也是生物多样性受威胁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生物多样性观测是在一定区域内对生物多样性的定期测量。它通过获取生态系统的格局与质量、物种组成与分布、环境要素等数据，掌握生物多样性变化趋势，揭示自然和人为引起的环境变化所产生的效应。”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徐海根看来，生物多样性观测对于掌握生物多样性动态变化趋势、识别致危因素、评估管理成效、制定保护政策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全国生物多样性观测对象涵盖森林、湿地、农田、草地、荒漠和城市等生态系统中的野生鸟类、两栖动物、哺乳动物和蝴蝶，覆盖范围广、代表性高；观测的指标包括物种的种类、个体数量、分布范围、生境类型、人为干扰的类型和强度、温湿度等环境参数，系统性、综合性强；观测样区涵盖了森林、草地、荒漠、湿地、农田和城市等代表性生态系统，大部分位于全国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50余个观测单位3500名工作人员常年不辞辛劳的野外奔波，为我国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管理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数据。《2017年全国生物多样性观测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我国观测到鸟类981种，约占全国鸟类总种数的71.55%；观测到两栖动物244种，约占两栖动物总种数的59.80%；观测到哺乳动物100种，占红外相机可拍摄物种数的39.84%；观测到蝴蝶1088种，占蝴蝶总种数的56.78%。
“在此过程中，我们完成了全国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的顶层设计，构建了样地设置、野外观测方法、数据采集分析、质量控制等方面的技术体系，发布了13项观测技术导则，制订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作观测工作方案》，并在全国建立了346个鸟类、115个两栖动物、70个大中型哺乳动物和117个蝴蝶观测样区。”徐海根介绍。
2 观测数据有升有降发人深思
通过观测，专家们不仅初步掌握了典型区域生物多样性的动态变化，还分析了当前保护工作取得的成效和面临的挑战。
可喜的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积极进展，部分野生动物的生境得到改善，种群数量呈现上升趋势。
对2012年至2017年连续观测的12个滨海湿地越冬水鸟样区分析表明，越冬水鸟种数有波动，种群数量前3年逐年下降，而近3年则逐步回升；在149种两栖动物中，29.53%的物种种群密度呈上升趋势。在徐海根看来，“前者可能与部分滨海湿地近年来围垦开发强度有所下降有关，后者则是由于山涧林地中两栖动物生境得到了较好保护”。
值得一提的是，观测人员不仅在陕西长青保护区拍摄到野生大熊猫的哺乳行为，还拍摄到野生棕色大熊猫个体；主要分布于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地的赤麂，观测发现分布范围向北方扩展，据专家推测是由于生态环境的改善，形成了动物南北迁徙的绿色通道。
不容乐观的是，由于生境破坏、环境污染、商业捕捉、化肥农药过度施用等人类活动的影响，一些动物的生存受到威胁，多样性下降。
对2011年至2017年连续观测的78个繁殖期鸟类样区分析表明，556种鸟类中，50%的鸟类种群密度呈下降趋势，其中内陆水体和沼泽中的鸟类种群密度下降明显。在东亚—澳大利亚鸟类迁徙路线上，部分滨海湿地遭到破坏，越冬水鸟多样性显著下降；一些国家级重点保护鸟类的分布区域以及水鸟集中分布区域未被纳入保护范围，存在保护空缺。
一些处于食物链顶端的哺乳动物，生存状况也没有得到改善。金钱豹曾广泛分布于中国东部、中部和南部，本次观测仅在四川贡嘎山、格西沟，陕西子午岭和云南南滚河发现该物种，东部地区未发现金钱豹的踪迹；狼曾广泛分布于全国，但此次仅在四川贡嘎山、亚丁、格西沟和甘肃安西等地发现其踪迹。
“目前一些保护区的保护成效仍然很低：有的保护区内哺乳动物物种数和种群数量均低于保护区外周边地区；多个样区拍摄到居民持枪偷猎、安放铁夹和石板陷阱等违法活动；近1/3观测样区的蝴蝶多样性受到旅游开发威胁，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蝴蝶种类仅有6种，而保护区外相似生境却有71种。”徐海根举例说。
3 让保护成为 全社会自觉行动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资源，是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其丧失会引起不断恶化的健康问题、更高的食品安全风险、日益增加的生态脆弱性和更少的发展机会。然而，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矛盾愈发突出：一旦经济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冲突，一些地方政府往往以牺牲生物多样性为代价推动经济发展；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积极性不高；部分公众对生物多样性的概念比较陌生，保护意识淡薄。
为此，全国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的专家呼吁，进一步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体系和体制机制。徐海根解释说：“例如，在政府目标责任考核以及生态文明目标体系、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等制度建设中，更多考虑生物多样性因素，以生物多样性观测和评估为抓手，促进各级政府把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使其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
2015年1月，《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实施方案（2015—2020年）》获批。作为其中的七项任务之一，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建设的目标是到2020年，初步形成天地一体化的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体系，建立布局合理、层次清晰、功能完善的全国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通过对重要生物类群和生态系统开展常态化观测，掌握生物多样性动态变化趋势，为保护和管理提供技术支撑。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全国建立800个观测样区和50个综合观测站，覆盖所有生物地理单元、主要生物类群及绝大部分受威胁物种。
“目前建设了648个观测样区，与800个的建设目标仍有一定差距。建议进一步加大对生物多样性观测样区建设的支持力度，提高生物类群和空间上的覆盖范围。”徐海根强调。
（本报北京5月21日电 本报记者 张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