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晓东

近日，武汉理工学院三年级研究生陶崇园毕业前自杀，引发社会广泛关切，也引发对大学正常师生交往边界的反思。清明时节，一件旧事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多位北大中文系同学实名指认当年的一名大学老师性侵一位女生，导致该女生跳楼自杀。这两起事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师生的非正常交往发生在家中，学生成为了教师的“入室弟子”。从微信记录看，陶崇园对于教师进入家中的“召唤”/“命令”言听计从，对师生交往正常边界的毫不了解，不小心进入了师生交往的危险空间。

雅思贝尔斯将有史以来的教育归纳为三种类型。一是带有“灌输”“照本宣科”性质的经院式教育；二是师徒式教育，这种教育中，学生对教师的尊敬和爱戴带有绝对服从的特点，教师的权威具有绝对力量；第三种是以师生平等为特征的苏格拉底式教育。

在漫长的封建历史中，中国教育既带有极强的“灌输”特征，也因孔子的教育模式引导，师徒制成为中国教育的主要特征之一。“入室弟子”概念就源于《论语》。

在《论语》“先进篇”中，“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这段话虽是一个比喻，但仍然反映了当时知识论的背景和师徒制下教学、学生分类的实际特征。第一，在知识不公开发表并仍带有“秘传”色彩下，师傅会对徒弟的禀赋和前期学习情况进行考核鉴定，进而将徒弟分类并因材施教。有些徒弟禀赋不佳、前期学习不努力，因而仅能“入门”，没有机会“升堂”得到师傅进一步教导。有些徒弟禀赋尚可，前期学习努力，因而幸运“升堂”，子路即是此类，但这样的弟子仍无法得到同门尊重，“门人不敬子路”。第三类徒弟很少，他们被师傅选择为“入室弟子”而有机会得到师傅亲传，取得师傅所认可的成就。师傅对“入室弟子”的选拔除了包含资质禀赋的考查之外，还包含对弟子的“道德”判断，其中“是否听话”是“道德”因素的关键，因而具有很强的“控制”内涵。因为入室弟子获得了师傅亲传并有可能接受衣钵，师傅必须确认“入室弟子”未来不会颠覆和改造自己的学说，成为入室弟子的选拔必须包含对弟子是否听话的反复考验。从徒弟角度看，成为入室弟子将获得门人群体的广泛尊敬，获得额外的赏赐，如更多的出国机会，并意味着可能继承衣钵。

在现代知识论背景下，师傅的秘传权威不复存在，但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由于公开发表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教师不再掌握独特的高深知识，也根本不再具备秘传知识，学生对教师学问的了解可以通过课程、讲演和文献获得，教师必须迅速发表自己率先获得的新知识。由于学术共同体扩大，学生还必须突破单一教师的束缚而向很多教师学习，因而完全没有必要成为单一教师的入室弟子而被教师选拔、考验和引诱。教师引诱学生的核心在纯粹知识背景上已然成为虚幻。由于漫长封建时代的影响，由于我们对儒家教学论的反思还不充分和深入，因而“入室弟子”仍具诱人一面而未被充分警惕。当下，在艺术、技艺和武术门派中，严格的师徒承袭关系仍然有所保留，许多人自称或仍骄傲地被称呼为“入室弟子”，虽然他们并未认识到新时代这一称呼同时包含着“不会创新”的贬义内涵。

有些教育史研究者努力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溯至汉代，但从“师徒制”角度看，这类努力是乏力的。我们应当坦率承认，中国现代大学的历史并不长，去除封建师徒制陈腐因素影响的任务仍非常艰巨。当下，我们需要从教师、学生和学校三个方面，去除“入室弟子”概念，明确师生交往在空间方面的危险边界。这是“亡羊补牢”的前瞻。

教师不能召唤和命令学生进入自己“家里”或单人旅馆等真实空间，学生也不能进入教师“家里”。教师与学生交往的真实空间在本质上应是“公共的”。教师的办公室和实验室可以作为交往空间，但物业应该有教师办公室的钥匙，师生交往时房门能够轻易开启；师生交往可以在公共讨论空间，比如咖啡馆、讨论室和公共廊道。

短期内，如下踏实工作较为迫切。第一，各校教师发展中心在新教师培训中，在研究生导师培训中，应当增加当前案例的讨论、对封建“师徒制”的反思。与此同时，高校师德手册中也应增加对师生交往空间的明确限制。如果有证据表明有教师突破了空间的危险边界，学校应当对该教师提出严重警告。第二，新生入学和学生教育中，家长和学生工作者以及老生，都要向新生反复明确师生交往的危险空间边界，告诉他们新时代教师秘传权威已不复存在。如果学生报告边界被突破，应帮助学生调换导师并提供其他必要帮助。第三，师生交往对于大学十分重要，因而公共交往空间的建设应当成为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任务。在这方面，厦门大学和北京大学都已有积极行动。例如北京大学在光华管理学院楼内、二教内、农园食堂和学一食堂、医学部教室大楼都增设了咖啡馆，但显然还远远不够。大学需要将所有食堂都全天开放，进而依据交往、讨论和吃饭的共同需要，对食堂灯光、桌椅、管理体制等进行改造，使食堂成为全天开放的咖啡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