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倪思洁

今年两会上，青少年教育问题备受关注。作为本报4位上会记者之一，我是唯一没有孩子的记者，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到我对青少年教育的关心。

几天前，教育部部长在答记者问时提到了要从5个方面推进减负工作。其中不仅包括要给学生减负，还强调了要给家长和社会减负。

此话一出，新闻传播热度骤升，这恐怕不光是因为教育关系着家家户户，更是因为这样的话说到了老百姓的心坎里，因为家长正承受着来自经济和教育系统的双重压力。

在我的朋友圈里，与我年龄相仿的朋友大多都有了下一代，其中一些人的孩子已经到了上幼儿园或是幼升小的阶段。从他们那里，我听到了很多感慨。感慨早教班里“别人家的孩子”已经知道了什么是圆锥体；感慨幼儿园里谁谁谁家给娃报了几百块钱一个小时的英语班、舞蹈班、绘画班或钢琴班；感慨小学老师让孩子给家里的宠物讲故事，他们如何从朋友家里借来一只猫当“道具”……这里，我感受到了他们内心的迷茫与困惑——怎样做，才能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

如今，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在那些已经快成高龄产妇却依然犹豫“生不生”的女性中，很大一部分对当前的教育环境信心不足。每当那些幼儿园虐童事件、升学择校难、课外天价补习班等被曝光时，包括我在内的广大适龄女性对于生育的焦虑就会增加一分。

为家长和社会减负，影响的将不只是教育。我们期待教育部部长的“五大减负”真正得以细化落实，也盼望有一天，我们这一代人能够毫不心虚地告诉孩子：“我们曾经努力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