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佳雯 陆琦 丁佳

“流感是会死人的，国外每年都有很多流感导致死亡的案例。”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林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李林所说的话题与两会前在新媒体平台备受关注的文章《流感下的北京中年》有关。该文章不仅颠覆了人们以为流感“不碍事”的错误认知，更将人们求医问药时的窘迫展露无遗。面对侵害人体健康的病毒却无药可用，激起了不少人的担忧。

病有所医是大众内心的朴素愿望，然而谈到国内的医药研发，受访的代表委员却都避不开一个“难”字。

“研发一种药物非常艰难，往往需要20年的时间，而且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王松灵说。

在王松灵看来，药物研发周期长是企业在新药研制方面“望而却步”的一个重要因素。“拿感冒来说，因为病毒总在变异，还没等药物研发出来，病毒就变种了。企业从经济效益等各方面考虑就放弃了。”

医药企业不愿花费时间、精力投入药物研发，而科研机构也面临着因支持不足研究滞后的困扰。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所长吴清平以不久前暴发的流感为例介绍：“这次主要是乙型流感Y亚型病毒，而现在的疫苗并没有覆盖这种病毒，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们的研究没有‘提前量’。”所谓“提前量”，事实上就是研究未超前于应用，而是“追着需求跑”。

医药企业不愿投入，科学研究滞后于现实，在两会代表委员眼中，药物研发由于存在周期漫长、投入不足等问题，需要国家给予更多支持才能补上“欠账”。

事实上，国外在药物研发方面已有较长的历史积淀，形成了系统的药物研发流程，也有着种类更加多样的药物产品，其经验值得借鉴。“我们也有自己的特点，比如中药以及很多好的治疗方法，可以发扬光大。”王松灵补充说。

王松灵认为，针对危及公共卫生安全的重大疾病的药物研发，比如癌症、SARS等，可以通过国家行为进行适当支持。不过他也坦言，对于普通感冒这一类的疾病，国外也没有花很多经费研发相关药物。

然而，医药领域与其他研究领域有所不同，因为与百姓切身利益相关，一举一动都备受社会关注。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党委书记刘玉村担忧，医药研发能力不足会让百姓就医体验差，更让医生深受舆论压力困扰。所以，作为一名从医药卫生界转到科协界的“老”委员，刘玉村今年呼吁的仍是加强药物和医疗设备的研发。

“我们现在经常听到卫星上天、高铁在轨、大船远航，但中国的医院里运转的医疗设备却几乎没有中国的产品，这些高端的医疗设备，基本都是通用、西门子、飞利浦、日立等外企生产的。”刘玉村举例说，检查费、材料费、药费构成了老百姓看病最贵的成分，这些钱大都被外国企业拿走，医生却背负了骂名。

“医生看病的时候经常问病人，你是选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刘玉村坦言，就医过程应当体现人文关怀，因为国内药物、医药设备研发不足而让患者在就医过程中有了类似商业行为的体验，最终带来的便是医生“不受人尊敬”的社会问题。

因此，他呼吁，我国应加快研发国产药品、医疗材料和高精尖设备，摆脱受制于人的现状。“当有一天我们的医生不用再问病人，‘您是自费还是公费，有没有商业保险，用国产还是进口’的时候，中国医改才算是成功了。”刘玉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