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海泉 张雷生

当前，面对“主要以科技创新指标为导向”的“双一流”建设，处理好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关系，构建科学研究支撑人才培养的现代大学制度，是中国高校无法回避，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是实现大学“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根本保证。

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关系始终是世界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各国学者为此创建了多种理论体系和结构模型。最早提出耦合关系的是上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维克，他在深入分析学校组织成员之间相互联系却又彼此保持独立的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松散耦合系统”理论。自2010年以来，国内一些学者在探索和倡导“科教融合”过程中，也引申提出了“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是一种耦合关系”。

“耦合”最早提出并应用在物理学领域。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多个事物之间的动态联系成为多学科交叉的基本动因，耦合关系研究也就成为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与应用范畴，用来反映系统之间物质、信息、能量等要素的循环转换和动态平衡状态。尽管影响大学存在发展的内部事物很多，但影响大学发展的最大因素还是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同时，在高校由四大职能形成的四大子系统中，各个子系统之间的“互动”更多体现为各合作方为完成任务目标而发生的交互作用，更多地强调各自的行为和过程。在大学开放系统中，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则通过耦合互动，形成相互促进、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动态关系。

作为一种自然科学和人文领域既常见又复杂的现象，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运用耦合概念的多，但真正理解耦合“物理”意义的并不多见。即研究两个事物相互作用时，需要明确定义二者之间是一种什么形式的耦合关系，二者之间的作用点、作用力、作用方向等，得出的结论要经得起实验的验证。如果二者之间存在着耦合关系，它们就应具有以下三大特征。

一是独立性，即一个事物可以完全不依附另外一个独立存在。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具有独立的发展理念、组织模式、运行机制等，完全可以不依靠对方而存在。

二是关联性，尽管两个事物独立存在，但它们之间一定具有某种关联性，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共性”。相对于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绝大多数需要大学培养，而且高等教育水平和质量直接影响了科学研究的质量和水平，同时，二者都具有学术性、研究性、知识性等。

三是有共性要素，两个事物如果存在着耦合关系，决定耦合形式的是联结它们的关联要素。耦合的关联要素并不是唯一的，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多个。随着子系统的增加，共同的关联要素就会减少。大学是多系统构成的学术共同体，单就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而言，它们之间的关联要素很多，但考虑到服务社会、文化发展等，大学系统内的关联要素就会减少。大学各职能体系的共同关联要素是知识创新，通过知识创新，大学与政府、社会、企业等才能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正确理解“耦合”三大特征，就会防止在研究大学发展问题中，使问题研究视角单一、问题简单化。“耦合关系”研究的是某两个事物或两个系统之间的相互运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体现了系统的关系特征和动态特征，强调“契合性”。耦合形式是多样性的，有直接耦合、间接耦合、内容耦合、外部耦合、控制耦合、数据耦合等，它们会产生干扰、共振等效果。理想的教学、科研耦合形式应该能够产生共振的效果，形成1+1≥2的效应。处理好事物间的耦合关系，取决于找准事物间的关联要素，两个事物能否实现协调、共赢发展，则取决于处理各系统耦合过程中所建立的反馈机制和适合机制。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可以断定，大学组织是在科学研究的支撑和引领的框架下，通过四项职能形成的某种耦合关系，形成的一个新的学术共同体。依据这种逻辑设计大学理论与制度，具有复杂性、整体性、系统性和一致性的特点。

如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方位。纵观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当前面临的一个主要矛盾，就是快速发展的大学与相对滞后的教育理论研究之间的矛盾。依据耦合的特征，现代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是多元化的组织机构，其中如教学、科研、技术开发组织等是完全可以独立存在的，教师可以自由地在这些组织中工作，在这些组织中，教师享受不同的评价、薪酬等激励政策。关于教师的晋升等政策的制定，各类学校根据各自的定位应有很大的分别，如以教学为主的学校、以应用为主的学校，还有“双一流”建设高校将会采取不同的政策导向。教师和学生在不同的体系中执行着相互关联、又不相同的用人和评价制度，在一定的规范下，教师根据各自教学与研究的需要在两个组织内自由转换。以往设计的大学基层组织，往往不加区分地将二者简单地融合在一起考量，没有考虑二者的独立性，容易造成教学、科研的顾此失彼。

（马海泉系《中国高校科技》杂志执行总编，张雷生系吉林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