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近一段时间，西安交通大学药理学系在读博士研究生杨宝德自杀事件还在持续发酵中，自1月8日，死者的哥哥杨宝佳以及西安交大新闻中心工作人员向媒体证实了这一消息后，其女友于以网名“追寻杨宝德”发布的长微博：《名校博士不堪导师奴役自杀身亡，导师冷漠无情不闻不问》一文更是将这一事件推到了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中。

该文章中称，2017年5月，杨宝德曾想自杀，但被阻止。杨曾因周老师批评产生巨大的心理创伤，以致独自步行去秦岭，自杀未遂。回校后有跳楼倾向，被女朋友发现后制止。

“12月18日，周老师答应帮杨联系出国事宜，他很高兴想考英语资格证。12月21日，杨却因学英语而被周老师批评，让他明白周老师不会放他出国。……出国无望，学术无果，这直接导致杨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而作出了轻生的行为。”对此，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中心一名工作人员回应称，关于杨宝德自杀的原因，学校目前还在调查中。

在学校的调查还没有出来之前，就认定导师“奴役”学生，这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毋庸置疑，当下导师和学生的“老板与打工仔关系”，也会令网友朝那方面想，因此，学校不能因博士生已是成人，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就敷衍调查。深入的调查不仅是对遭遇质疑的导师负责，也是对当事博士生及其家属负责。如果调查显示不存在所谓导师“奴役”学生的情形，那就给被质疑的导师还以清白，而这也有助于大学了解学生个体所存在的心理问题，以此加强对研究生、博士生学习生活状态的关注，减少极端事件的发生。而如果确实存在导师侵犯学生合法权利，致使学生抑郁的问题，那必须追究当事导师的责任，并反思学校研究生导师制存在的问题。

有部分学校办学者声称学校现在已经变为“弱势群体”，其理由是学校的办学经常会遭遇质疑，甚至个别学生、家长为获得利益而故意抹黑、造谣中伤。表面上看似乎如此，学生、家长会利用越来越发达的自媒体平台发声。但是，这更和学校的应对有关。因为在一个信息不对称、信息封闭的社会环境中，掌握话语权者会占据优势，成为主导话语的一方。但在当前自媒体发达的时代，没有哪一方单独掌握话语权，可禁止另一方发表自己的看法。只要学校以开放的心态直面质疑、问题，独立、公正地处理，就不怕质疑。问题的处理最终不是看谁的声音高，而是有无事实依据。

这正是学校办学所需要适应的新环境。但我国学校办学并不太适应，这是因为大学办学缺乏开放意识和民主管理。具体到导师和学生的关系问题上，就表现得十分明显。目前，在我国大学中，导师和学生的关系并不平等，导师利用导师职权侵犯学生合法权益，包括以学业成绩、毕业等要挟学生，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性侵者也不在个别，这是不健康的师生关系。之所以存在这种关系，并有“合理化”的趋势——学生称导师为“老板”已经有长达20多年的历史了。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大学没有改革管理制度，约束导师职权，只是强调教师师德和自我约束；另一方面是没有健全、畅通学生维护自身权利的渠道，由此使学生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当学生权利被侵犯后，维权只有借助自媒体平台或者传统媒体，形成舆论力量，迫使大学进行调查，而有的大学面对质疑，还死活不严肃启动调查。显然，真正的弱者当然是学生群体，而非被质疑的学校。学校之所以有“弱者”感慨，是因为一再发生这样的事，严重伤害大学的公信力，大学一被质疑，就会让舆论普遍相信一定有问题。这也会对构建健康师生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双方是基于防患或利用而非基于信任、合作、共同成长建立师生关系。

这是不利于大学办学的，要树立大学的公信力，除了直面质疑，坚持原则，属于法律的问题按法律程序调查处理，属于教育和学术的问题按教育规则和学术规则处理外，更重要的是要切实推进学术自治、学生自治。学术自治是建立学术共同体，由学术共同体明确导师职权，包括规定导师不得布置给学生超出完成学业、获得学位之外的任务，一旦出现这样的问题，则要由独立的伦理委员会启动调查、作出处理，以维护导师群体的教育和学术声誉。学生自治则是赋予学生参与学校办学监督、评价的权利，当发生导师侵犯学生权利的事件后，学生可通过学生会组织维权。这是构建健康师生关系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