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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应该建立一种机制，定期为教师提供心理辅导，给大家一个倾诉的机会，同时也方便及时发现抑郁症的苗头，并及时进行心理辅导和医学干预。

■本报记者 王之康 见习记者 许悦

看过电影《沉默的羔羊》的人，一定会对男主角汉尼拔的印象深刻。这位精神病专家有着优雅的谈吐、超群的智商，虽然平时极为沉默，如同一只温顺的羔羊，但却是一个有着高度病态心理的吃人狂魔。

在疾病界，也存在这样一只“沉默的羔羊”。它不像感冒发烧那样来得突然，也不像癌症那样骇人听闻，甚至很多时候，人们并不把它当成是一种病，但它却往往能“杀人于无形”。那就是抑郁症，又可笼统地称为“抑郁障碍”。

对于抑郁症的可怖之处，国内某高校教师郭邦（化名）有着深刻感受，因为前段时间，他的一位同事就被这个沉默的杀手夺去了生命。

据统计显示，我国每年至少有13万人自杀身亡，其中40%患有抑郁症。而在我国的约3000万抑郁症患者中，大约15%最后死于自杀。近些年来，在这个庞大的患病群体里，高学历者正在逐渐增多，这其中便包括高校教师。

那么，到底是谁喂养了那只可怕的沉默羔羊呢？

患病比例增加

因为同事死于抑郁症，郭邦对这个疾病的患者就多了一些观察和了解。

“他们往往在各方面都很正常，主要是情绪低落，不愿与人打交道。”郭邦说，但由于他们并不会主动说出来，所以大家即使看到一些情绪低落的表现，一般也不会往抑郁症方面去想，直到最后人没了，才发现已经无法挽回了。

不过，在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王志仁看来，虽然抑郁症因患者大多不愿意主动向他人袒露心迹，从而使得它总会“杀人于无形”，但只要多一些了解和细心观察就会发现，其实抑郁症也是有迹可循的。

“抑郁症的临床表现主要是‘三低’，包括情绪低落、思维迟滞，以及言语、运动减少、迟缓。”王志仁说，情绪低落主要是不开心，经常烦躁；思维迟滞是感觉自己的注意力、记忆力下降，对外界刺激的反应变慢；言语、运动减少、迟缓则是指语言量减少、说话音调降低、食欲减少、睡眠质量下降等。

王志仁表示，虽然很多人因抑郁症看不见摸不着而不太把它往病症上靠，但实际上，它是精神科很常见的一种疾病，“就像内科的肺炎、胃溃疡等疾病一样”。

而且近些年来，我国抑郁症患者也有不断增多的趋势。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卫生计生部曾就情感障碍（当时，情感障碍包含抑郁症，后被单独分离出去）进行过两次抽样调查。一次是在1982年，覆盖全国12个地区，50000多人参与调查，数据显示的终生患病率为0.076%；另一次是在1993年，覆盖全国7个地区，样本量总数为23333例，结果显示终生患病率为0.083%。

而在2017年4月7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中国精神障碍疾病负担和服务利用研究”项目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心境障碍患病率为4.06%，其中抑郁障碍为3.59%。负责此次调查的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教授黄悦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抑郁障碍又包含了抑郁症、抑郁障碍未特定、心境恶劣三种疾病，其中抑郁病的患病率为2.1%。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抑郁症的发生呢？

不同因素诱发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院长王刚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从抑郁症的发病机制来看，遗传因素排在首位，属于内因，外界因素则是诱发抑郁症的第二位风险因素。

“抑郁症是一种应激相关性疾病，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应激理解为压力，其特点就是慢性、不可预测性，这个压力可能在你身边持续存在，而且难以预测、无法掌控，这种压力类型是一个重要的诱发因素。”王刚指出，还有一些影响因素，比如“负性生活”事件，生活里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件，“患抑郁症是内因和外因的交互作用”。

对此，王志仁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就抑郁症来讲，目前我们对其发病的生物学基础还不是很清楚，但有几个相对明确的危险因素。首先是遗传因素，占到30%~40%的比例。”王志仁说，另外一个是社会因素，比如失业、工作压力大、家庭变故等，都会引起情绪低落，但这些只是诱发因素，并非直接导致抑郁症，只有一小部分人会在这些事情发生后无法恢复。“比如一名高校教师，原来教授2门课，现在教授4门，还要面对各种评估、考核，工作压力大、睡眠不好、情绪低落，在长时间难以恢复的情况下，就可能患上抑郁症。”

对于王志仁所说的社会因素，郭邦感触颇深。

“教师是一个压力很大的职业，虽然患者自身的承受能力因人而异，但据我了解，压力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因素。”郭邦说，很多青年教师生活上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有的还因住房问题而背了一身债务；工作上在面临评职称的同时，还要讲好课、写好文章、做好科研，以应对各种考核，“大家起早贪黑，熬夜更是家常便饭，就像转动的陀螺，稍一停歇就可能会被淘汰掉”。

而在大连理工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胡月看来，抑郁症的成因则包含三个方面，分别为社会因素、生物学因素（即遗传因素）与心理因素。

“如果抛开生物学因素，在抑郁症的成因中，还有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的影响，在受到社会事件刺激下，如失恋等挫折导致的反应性抑郁，当然其中最根本的还是心理因素。”胡月说，因为大家面临的外部环境和生活刺激是一样的，每个人的反应会很不一样，更重要的是每个人的认知反应和个性差异。“有些人具有较为明显的不合理认知，会导致焦虑、强迫、冲动等情绪反应，在实际生活中往往会过分地疑虑谨慎、追求完美，这些人会感受到很大的心理压力，因此更容易出现心理失衡，进而产生抑郁或形成抑郁症。”

认识存在不足

根据统计调查，我国抑郁症患者超过3000万，但治疗率却不到10%，而对抑郁症的“无知”无疑是低治疗率的“罪魁祸首”。

据2017年4月发布的《中国网民抑郁症调研报告》统计数据显示，在1万多名受访者中，虽然硕士及以上学历人群中，对抑郁症非常了解的比例能达到10%，比高中及以下学历人群约3%的比例高不少，但相对而言，即使是高学历人群，对抑郁症的了解也很有限。

对此，郭邦颇有同感。

“朋友出事后，我们很心痛，也很后悔，总会想，为什么没能及时发现他患上了抑郁症呢？”郭邦说，最根本的原因是大家对抑郁症的理解上存在问题，认为它与精神分裂有关系，所以难以启齿，亲友则因为不了解其症状和危害而忽略了它的存在。

王志仁也表示，不少患者认为抑郁症是与精神相关的疾病，是精神有问题，所以不愿意表达出来，也不想接受治疗，更多地还是选择独自扛下来。

说到认识不足，胡月还特别提到了抑郁情绪与抑郁症之间的区别。

“很多人不懂两者之间的关系，其中也包括高校教师，他们以为抑郁症就是抑郁情绪，自己调节一下就能过来，但其实并非如此。可以说，它们是量变和质变的关系。”胡月说，“抑郁情绪只是时间很短的感受，一般持续一至两天，比如被人批评，可能就会产生郁闷等抑郁情绪，不过稍微调整一下可能就恢复了。但抑郁症就不一样了，‘三低’的临床表现持续半个月以上，就可以诊断为抑郁症，如果再细究的话，还有轻度和重度之分。如果确诊是抑郁症，那是一种疾病，需要到医院进行心理治疗，同时进行心理咨询辅助调节会更有效。”

而人们之所以对抑郁症认识不足，则是因为我国对该领域的教育和普及还比较欠缺。这在《中国网民抑郁症调研报告》中可见一斑。

调查结果显示，48%的人主要通过明星或其他相关热门事件了解或接触到抑郁症，28%的人是因为自己或身边的人受到抑郁症困扰，22%通过书籍报刊或其他读物获得相关知识，仅有2%是因为学校有相关的课程或讲座。

多管齐下防治

面对当前高校教师中抑郁症患者不断增多的现状，胡月认为，首先要提高大家对抑郁症的正确认识。

“比如大连理工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每年都会定期举办心理沙龙、健康咨询日等活动，针对全校师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普及相关知识，其中就包括抑郁症的知识。”胡月介绍道，在新教师上岗之前，除了职业培训外，心理健康培训也是重要一环。

除了要提高认识外，王志仁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自我调节，并及时接受正规治疗。

“大家可以通过适当的兴趣爱好来释放工作、生活中的压力，不断将压力因素下调；同时，亲友也要多多陪伴与沟通，将支撑因素上调。双向调节，更有利于降低抑郁症诱发的风险。”王志仁说，如果已经确诊为抑郁症，尤其是中度和重度患者，除了心理治疗外，还要辅以规律的药物治疗，“毕竟抑郁症是一种病症”。

在郭邦看来，要想更好地防治高校教师抑郁症，除了管理制度要更加科学合理外，莫过于建立一种有效的预防监控机制了。

“目前，高校在学生心理辅导方面有了比较健全的制度和做法，但在教师层面还远远不够。”郭邦说，应该建立一种机制，定期为教师提供心理辅导，给大家一个倾诉的机会，同时也方便及时发现抑郁症的苗头，并及时进行心理辅导和医学干预。

对于郭邦的观点，胡月表示认同。“要建立这样一种机制，需要高校乃至教育主管部门重视并制定相关文件、出台相关制度。”胡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