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剑峰 来源:人民日报 发布时间:2017/9/22 13:5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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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和医学院百年华诞:群星璀璨照亮医学天空

 

“琉璃顶,展飞檐,檐下飞雨燕。青色砖墙白玉栏,校园是摇篮。”100年前,在一座中国宫殿式建筑里,一颗现代医学的种子萌芽了。

1917年9月,北京协和医学院举行奠基仪式。100年来,这座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东方的约翰·霍普金斯”的医学院,造就出一大批中国医学界泰斗,张孝骞、林巧稚、黄家驷、诸福棠、曾宪九、吴阶平、吴英恺……璀璨群星,照亮了中国现代医学的天空。一部协和史,就是半部中国现代医学史。

百年风雨,薪火相传,屡建奇功。北京协和医学院开启了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先河,为中国的卫生与健康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言传身教,协和人是“熏”出来的

20世纪初,中国人被西方称为“东亚病夫”。为了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的落后面貌,一大批有志青年来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寻求济世救国之道。

“小而精”,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秉持的办学理念,强调“高进、优教、严出”,精雕细刻,严格淘汰,宁缺毋滥。1917年9月,医预科开学,招收8名学生;1919年10月,医本科开学,招收9名学生;到1924年毕业时,仅剩3人。1957年,北京协和医学院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合并,形成教学、科研、临床三足鼎立的格局。近百年来,协和八年制毕业生不超过3000人,但对中国医学界的影响十分深远。

北京协和医学院创立了以“三基三严”为标准的医学教育模式,培养出一批批医学领军人才。“三基”是指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三严”是指严肃态度、严格要求、严密方法。大师云集的协和,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氛围。导师言传身教,学生全力践行。一个人置身其中,耳濡目染,久而久之,便有了一种协和气质。有人说,协和的学生不是教出来的,而是“熏”出来的。

严谨,是协和人最具代表性的精神。协和的内科大查房,被称为“协和一景”,在全球医学院校中极为罕见。数百名协和医生济济一堂,为一位病人会诊,解决疑难问题。大查房的“大”字,不仅体现在参加的医生数目之多,还体现在各科医生的大视野大思维。从顶尖专家到年轻医生甚至医学生,激辩交锋,相互启迪,折射出协和人敬畏生命、尊重科学的品格。

“熏”,不仅在学术上,也在做人上。拥有一颗人文“心”和一个科学“脑”,是协和医学生必备的素质。在协和,当年轻人看到老前辈跟病人谈话时面带笑容,检查中细问病人痛不痛,自然就懂得了如何善待病人。张之南教授曾遇到一位病人大口呕血,他毫不犹豫地俯下身去用痰盂接呕吐物,用毛巾给病人擦嘴,弄得自己满身是血。事后,他的学生告诉他:“您的行动给我们上了一堂课,大夫怕不怕病人弄脏自己,是躲闪还是向前,病人会有多么不同的感受啊!”

“医生给病人开出的第一张处方是关爱”,这是老协和人留下的传统。著名妇产科专家郎景和说:“孩子再年少,医生也要像对老人那样尊重他;老人再年长,医生也要像对孩子那样关照他。”新一代协和人没有丢弃传统,依然把“关爱”视为最珍贵的“处方”。

重视临床,协和人是“泡”出来的

住院医师制度,是老协和沿袭下来的一项临床医生培养制度。一名医学生毕业后,必须先当3至5年的住院医师,不论昼夜,随叫随到,及时了解患者病情变化。经过历练,佼佼者登上住院总医师的“塔尖”,其责任最重大,工作最辛苦,锻炼也最全面。老协和的住院医师,长年住在医院、“泡”在病房。有人说,协和医生是“泡”出来的。

著名医学家张孝骞强调在临床工作中接触病人,掌握第一手资料。他说:“病人把生命都交给了我们,我们怎能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认为,医学不像其他学科可以通过定律进行推导、通过公式进行演算。同一种疾病,在不同人的身上有不同的表现。每个病例,都是一道研究课题。在病人面前,医生永远要当小学生。

重视临床,是协和人的“传家宝”。有一位病人痰中带血,下肢浮肿,入院化验结果是尿中有红血球。主管医生诊断为肺—肾出血综合征。张孝骞参加了会诊,也同意这个诊断。回到办公室后,他放心不下,唯恐诊断中会有疏漏。经过反复思考,第二天他又到病房为病人做了一次检查,证明不是肺—肾出血综合征,而是移形性血栓静脉炎。这种静脉炎,造成了肺、肾等多脏器损害,给人一种假象。

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是“一辈子的值班医生”。她长年住在医院里,唯一的伴侣就是床头那部电话,只要电话一响,马上出现在病房。她终身未婚,却被誉为“万婴之母”。在她亲手接生的上万名婴儿中,有不少取名为“念林”“爱林”“敬林”“仰林”。林巧稚说:“我生平最爱听的声音,就是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声啼哭。”

100年来,协和人始终坚持到病人中去、到临床中去。医生不是只看各种检查、化验结果,而是密切观察和接触病人,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不到协和心不死”,这是民间广为流传的一句话。老百姓认协和,正是因为这里有一大批临床经验丰富的好医生。

郭惠琴是协和医学院的博士生导师,也是协和医院胸外科的“女超人”。她长期“泡”在手术室,有时一天做四五台高难度手术,经常从清晨熬到深夜。在学生眼里,她是“悬崖上走钢丝的人”,因为她收治的病人大多是肺癌晚期,其中不少被认为“没有治疗价值”或者被判了“死刑”。然而,她凭借仁心妙术,把一个又一个病人从死神手里拉回来。10余年来,郭惠琴成功完成了数千例危重疑难肺癌手术。在大量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她将外科和内科、西医和中医有机结合,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个体化综合治疗理念,使晚期肺癌患者的生存率大幅提高。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但协和人的价值观没有变。病人利益至上,一切为了病人,永远是协和人奉行的“金标准”。

脚踏实地,协和人是“走”出来的

“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这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第一任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兰安生的名言。100年来,协和人心系苍生、胸怀祖国,涌现了一大批“顶天立地”的英才。

1923年,兰安生受聘来到协和医学院。他提倡走出医院,走进胡同,超越个体,关注社区,使临床医学和社区服务融为一体。他在北京创立“卫生示范区”,关注居民从生到死全生命周期的健康。他让学生了解社区居民的卫生状况,从群体而非个体的角度思考问题,努力提高大众健康水平。协和将临床医学与公共卫生相结合,堪称中国医学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

1932年冬,协和毕业生陈志潜来到河北定县。这位医学博士脱掉“白大褂”,换上“灰长衫”,从城市走向农村,掀起一场中国农村的医疗保健革命,在区域内消灭了天花、霍乱和黑死病,避免了疫病流行。他建起中国最早的“三级卫生保健网”,培养了最早的乡村“赤脚医生”,被誉为“中国公共卫生之父”。

从兰安生到陈志潜,师生二人,以协和为起点,将触角延伸到更广阔的天地,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公共卫生之路。他们用行动证明,协和人不是坐在诊室里的“学者”,而是脚踏实地的“行者”。

100年来,协和人从未脱离社会和大众,既用显微镜观察细胞,也用望远镜观察世界。他们怀着报国之志,致力于推动医学进步,成为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顶梁柱。

20世纪60年代初,协和人顾方舟带领团队研制出小儿麻痹糖丸疫苗,立下我国公共卫生史上的里程碑。为了检测疫苗安全性,他和科研团队成员把自己的孩子作为第一批受试者。随后,我国大范围推广糖丸疫苗,使小儿麻痹得到有效控制,数十万儿童免于致残。自1994年10月以来,我国未发现一例本土脊髓灰质炎野毒株引发的病例。

无论在任何时期,协和人都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从抗击非典到抗震救灾,从卫生支边到医疗援外……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协和人的身影。自2002年起,协和医学院每年都派出医务人员赴新疆工作,他们主动克服困难,为当地患者解除病痛,出色完成援疆任务,促进了边疆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100年间,协和人不辱使命,成为中国医学界的旗舰和标杆。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曹雪涛说:“协和人是有风骨有情怀的,也是讲责任讲担当的,协和人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发挥了‘排头兵’和‘火车头’的作用。”

青砖碧瓦,红顶雕栏,诉不尽风雨春秋;雨燕翱翔,衔泥筑巢,道不尽赤子初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协和人正怀着满腔热忱,绘制下一个百年蓝图,续写下一个百年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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