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前不久，一个讨论青藏高原野生动物保护的公号PlateauWild作者群里，因为一组“科学家们在野外玩脱了”的漫画炸开了锅。大概从2015年开始，一帮动物研究科学家在推特上发起一个＃Fieldworkfails＃(实地考察玩砸了)的活动，最近法国画家将这些失误的段子变成了生动形象的漫画。

就着这组漫画，PlateauWild群里的国内动物保护者也开始说起了自己的糗事。那些笑中带泪的故事，让本报记者看到了野外工作的凶险，一不留神出点岔子，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惊险刺激……

无独有偶，前不久科学网博客上一篇《我们是在用生命搞地质》的博文，讲述一次地质科考的意外经历，也引来热议。

科学探索往往伴随着艰苦与危险。即使技术进步如今天，冲在自然考察第一线的科学家们，在人迹罕至的地方，仍会面对着难以预料的危险，甚至是生死一刻、命悬一线。

我们邀请九位科学家，讲述或写下他们的亲身经历。他们不莽撞、不轻易冒险，但危险有时仍无法避免。他们热爱生命，但深知科学探索需要大无畏的精神。只要自然还有奥秘待探索，这些历险记就会继续上演。

我们也会在近期开设“科学家历险记”栏目，欢迎科学家不吝赐稿（zhoumoban@stimes.cn），讲述自己的历险故事以及生存经验。

刘嘉麒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做地质研究，肯定要和大自然打交道，跑野外是必要的，而且大部分是去比较偏僻的地方。我曾经开玩笑说：“我们去的常常是别人不去的地方，甚至可以说，不是人去的地方。”

野外考察中，有时危险是突如其来的。比如，我们到新疆和西藏的高山上考察，早晨，山上的冰雪没有融化，河沟基本还是干的，可以走过去。到了下午两三点以后，冰雪融化了，洪水就会裹挟着滚石急速流下，一不小心被冲倒就很危险，轻则受伤，重则送命。

一次，我们在西昆仑山考察遇上一条几米宽的河沟，水流很猛，但我们没有别的路，只能蹚水过河。结果，我刚在河里走了两步，就被洪水打倒了。好在我后边有个小伙子一个箭步冲上去，抓住了我的裤腿，几乎把我倒提起来，我这才没有被水冲走。虽然当时的样子挺狼狈，但总算把命保住了。

几十年的野外考察，这种惊险的事情发生过多次。

在北极考察时，虽然是夏天，河流中的水却接近零摄氏度，有时还必须打赤脚蹚过去，那真是刺骨的凉。在南极考察如果遇到大风天，凛冽的寒风打在脸上就像刀割一样。（张文静采访整理）

曾孝濂

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上世纪60年代，我们在云南磨黑考察防治疟疾的中成药。经过一个很陡的山坡，坡上有棵弯腰树，树梢离我们只有一米多。队伍里的第三个人经过这棵树时突然发现，树梢上竟然有一条蛇。那条蛇有人的胳膊那么粗，肚子是白的，舌头就冲着我们的方向。发现蛇之后大家不住尖叫，我排在第五个，灵巧地滚到了侧面。蛇还在不停吐着信子，非常吓人。

带路的生产队长带着一杆火药枪，对我们说：“闪开！”他走到蛇跟前，枪管离蛇顶多三四十公分，扣动了扳机。没想到竟然没打着。他非常着急，我们也非常期望打中。为什么呢？那个年代没有肉吃，希望能趁机改善一下生活。

结果那一扣没响，他退回来用当地话跟我们讲：“谁有针？撞针管堵了，要用针通一下。”谁都没有针，连支圆珠笔都没有，后来他把自己左胸前佩戴的毛主席像章取下来，用那个针捅了几下。然后，对准蛇的腹部更近一点，第二次——嘣！枪管一冒火，只见蛇本来的白肚子变成了黑的，但没看到打中了哪里。那条蛇迅速向生产队长冲过来。当时蛇的身子缠在树上，大概冲来半米远，生产队长往后一倒，蛇也顺势解开，往陡坡下去了。

蛇肯定受伤了，队长心有不甘，跟着下去找。但陡坡上有很多杂草、灌木，找了一会儿也找不到。我们劝他：“别找了，很危险，毕竟它在暗处、你在明处。”这一顿改善生活的念头也随之泡汤了。

后来我问过动物研究所的人，那么大的蛇——肚子是白的、后背黑褐色，胳膊粗，大概有两三米长。他想了半天说，只可能是眼镜王蛇。（张晶晶采访整理）

印开蒲

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1973年的一次考察途中，我和同事坐在解放牌货车上面，一块排球大的石块从悬崖上快速落下，砸在我和另一个同事之间的棚杆上，棚布被砸了近30厘米大口，棚杆也被砸凹陷下去，只要相差百分之一秒，我们两人中有一个就不在人世了。

退休后我一直探访“威尔逊之路”。威尔逊曾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来到我国四川等地考察，采集植物标本和种子、考察野生植物资源。2008年，我来到四川丹巴县，只为了攀登上海拔4600米的垭口去威尔逊曾经到过的地点拍摄两张照片。

在登顶的前一晚，我和两个向导借宿在海拔3900米牛场一户10平方米的简易木棚里，房屋主人和他妻子、女儿、外孙女一共4口人，加上我们挤了7个人。为了安全，入夜后，借住的人家放开4只藏獒开始巡夜。半夜我想方便，却不敢出门，这让我几乎一夜未眠。以致第二天，在攀上4200米高度时有些力不从心。那一年我已经65岁，休息不足和高原反应几乎令我寸步难行。同行的年轻人曾劝说我，让我停下休息，他帮助我拍摄照片，我拒绝了。因为我已经走到这里，如果不爬上去自己拍摄就是对历史的不尊重。我提前吞下速效救心丸，啃了几小块巧克力，喝下两口矿泉水，再次起身上路，用了两个小时攀到垭口，在与威尔逊百年前站到的位置相同的地点拍下照片。（袁一雪采访整理）

邓涛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一次在西藏吉隆县，我要去一个化石地点。由于发掘任务忙不过来，我就让司机师傅留在原来的工作现场，自己驾驶越野车前往。出发前作了各种准备，特别是在精细的卫星地图上检查了道路情况，觉得不会有问题。

然而，道路崎岖不平，而且越走越窄，有时高陡的坡度使我完全看不到车前的路面。终于，道路变得只有一个车身宽，一侧是石壁，不时有碎岩坠落，另一侧则是下临无地的深渊，能够听得见雪山融水的轰鸣。这时候天又下起了小雨，道路更加泥泞湿滑。我有些担心，就停下车来，准备下去观察一下路面。

就在这时，最危险的情况发生了。我一打开车门正要迈脚，突然发现下边一片空白，原来车轮已到道路最边上，脚踏板实际上已经悬空。要是我稍微快一点收不住脚步，直接就会跌落下去。当时我的头脑立刻一阵眩晕，赶紧收回脚，紧紧地关上车门，坐在方向盘前好久才平息住急速跳动的心脏。再无选择，只能向前，趁雨势还没有变大，我在看不见道路的情况下，小心翼翼地尽量贴着右侧石壁，终于通过了这一段险境。

尽管惊魂未定，我还是到化石点上进行了应该做的工作，但脑海中反复闪过刚才危险的一幕。完成任务后，我不敢再逞能，用对讲机叫来了司机师傅，他徒步很长时间才走过来，由他开车往回返。虽然师傅说这种情况他在西藏没少经历过，并且特别关心地告诉我，如果我感到害怕，在最危险的地方他自己一个人开，我步行走过这一段再上车。说实在的，我知道师傅驾驶技艺高超，但心里确实还很胆怯。不过，正因为觉得依旧有危险，我就绝不能让师傅一个人冒险，所以我还是坐在车上。最终平安，我才能有机会讲出这个故事。

苏德辰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

2016年4月27日，与刚刚认识的大丹霞景区户外达人朱比特一起考察丹霞东部群峰。在超额完成考察任务、狂拍无数照片后，已是日落时分，我们开始下山。白天考察时，连续不断“品尝”鉴别丹霞崖壁上的白霜是否为盐类物质，肠胃明显不适，下山路上开始狂拉肚子！我们左拐右绕地沿着残破的小路尽快向山下撤退，晚上8点多钟终于接近了目的地。我情绪开始松懈，体力也略感透支。

就在这时，我突然一脚踩空，头下脚上地悬在了半山坡。我左手攥着随手抓住的藤条，右手里的木棍刚好拄在山坡上，可以做一点点支撑。左脚勾住了另一根藤条，右脚则完全悬空，身后还背着一个10多公斤的摄影包。

当时周围已经漆黑一片，还好没有任何慌张。只听见不远处的溪水声。走在前面探路的朱比特快速绕到我的下面，查看我头部与沟底的距离。我当时唯一担心的是头下会不会是个深水潭。

说时迟，那时快。朱比特三步并做两步已经绕到了我下边的沟里，迅速查清了地形。他告诉我，我的头部距离沟底不到2米，但因为浓密灌木的阻隔，他的手还够不到我。知道了这点高差，并且没有深水，我立刻轻松了许多。这点距离，不用甩掉摄影包就可以溜下去了。于是我想办法绕开左脚的藤条，两腿向右侧一摆，身体立刻旋转180度，变成了头上脚下的姿势，并顺势向下滑到沟底，在朱比特的接应下，顺利脱困。

当时没有想到手脚是否被藤条划破等，而是想到我的相机和存储卡会不会挤坏或摔坏，一天所照的美景会不会荡然无存。还好，天无绝人之路，回到宾馆查验时，相机和存储卡都完好无损。

梁光河

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2006年，我们课题组驱车远赴老挝中部的甘蒙省为中国企业勘探钾盐矿。那里的钾盐埋藏在地下百米深处，传统的地质方法难以解决问题，需要用地震勘探方法。地震勘探方法需要产生人工地震波，通常用炸药震源。但我们不能带炸药出国，更难以从中国出口炸药到老挝，只能请老挝政府帮助解决。

老挝政府特批了我们约500公斤炸药和500发电雷管，从老挝北方运到中部，大约有600公里远。他们的皮卡车一到，把我吓了一跳。因为我看到只来了一辆皮卡车，他们把炸药和雷管装在一起运过来了，幸亏没发生问题。这在国内是绝对不允许的，按照相关规范，炸药和雷管一定要分别运输才行。

后续的炸药库存也是个问题，因为我们还有其他工作要做，人员也有限。我只能把500公斤炸药放在我睡觉的床下，雷管放在另一个屋子，每天晚上睡觉都心有余悸。好在最后圆满完成了钾盐矿勘探任务。只是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怕。这是一个教训，在后续的勘探工作中我们小心了许多。

2004年，我们课题组驱车赴新疆哈密的白石泉勘探铜镍矿。当时人多帐篷少，还有几个人要住在越野车上，我就住在其中一辆车上。有天晚上赶上多年不遇的暴风雨天气，雷电风雨交加，阵风风力很大，吓得我不敢睡觉。有一阵，车被风吹得一直摇晃，眼看要被风吹跑，持续的闪电仿佛就在身旁，把车里照得通明。我当时在设想，如果大风把车吹跑，能吹到旁边的深沟里吗？我会不会粉身碎骨？那些闪电会不会击中车子？好在最后有惊无险。

李理

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

我们的保护站在拒马河河畔，当地本身就是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多发区。我们的汽车曾经被滚落的石块砸中，发动机盖被砸烂。各种蚊虫、蛇叮咬已是家常便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山中寻找盗猎的痕迹，因为道路难走，不小心踩空跌下山坡。跌落的过程中，我抓住了一棵树，但没想到树折了，而且在它旁边的一棵小树也被我下坠的力量勾倒，当我被挡住时，小树旁边的一些碎石和枯树叶也朝我滚落。最可怕的是，一颗大石头也滚落下来，滚落过程中还不断弹跳，如果被砸中，后果不堪设想。好在它先滚到坡地，因为重力加速度过大，又弹回坡上，最终砸到了我的右臂。那次，我的右臂、脚和腰都受了伤。

还有一次，我在野外要跨越一个小水洼，脚落下时正好踏在一条蛇的身上，立刻被咬了一口，好在没有毒，包扎了一下继续前行。（袁一雪采访整理）

侯勉

四川师范大学教师、IBE专家摄影师

2015年，我在云南盈江县进行野外科考。正当我专注地寻找一种臭蛙时，遇到一条蛇，因为它的花纹与无毒的白链蛇看起来非常相似，所以我并没有在意。但当我握住它的尾巴把它提起来后，它伺机咬了我。当时伤口发黑，这显然是被毒蛇咬的症状，借助手电筒的光照仔细看了它一下后，我确定其为眼镜蛇科银环蛇种组的物种。

我被咬两个多小时后蛇毒便强烈发作，而普通银环蛇从咬伤到毒发一般是四个小时后，说明咬我的这种蛇毒性比普通的银环蛇要强得多。

被送到医院后，我出现了手脚沉重、眼皮下耷、说话不清的症状，甚至因呕吐物阻塞呼吸道而发生窒息。幸亏医院处置及时，医生清理了我呼吸道内的异物，上了呼吸机，我得以保住性命。在医院住了两周后出院，但完全恢复体质用了将近一年时间。

我的一位朋友曾对这类蛇的毒性进行过研究，他对比我国华南南部及西南地区的银环蛇与华东、华中地区的银环蛇，发现来自这两大区域的同体格的银环蛇毒性是有差别的。前者咬小白鼠后，小白鼠立即死亡，但被后者咬到的同体格小白鼠却都是在挣扎一段时间才死亡，这侧面证实了这两大区域间银环蛇种组的物种毒性有显著不同。另外，咬我的银环蛇其色斑在个体间变异颇大，华东、华中地区的银环蛇相对色斑稳定，我推测咬我的那种银环蛇可能是国内未记录过的物种或新种，当然这还有待将来研究证实。（袁一雪采访整理）

李成

方舟生物多样性影像中心联合发起人、阿拉善SEE基金会2017年度创绿家

2012年，在西藏墨脱无人区的一座山谷，我们看到地面有一些被大型动物踩踏过的痕迹，但那里并没有牛羊这些家畜，我们好奇它们是什么。走着走着，发现河谷有一大片一两米高的草，草正在晃动。向导说那是羚牛，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我是团队唯一负责拍摄野生动物的，就冲上去想要靠近一些。结果，距离不到20米的时候，动物突然爬出来到一块石头上，回头看我。原来，这是一头巨大的黑熊，还带着两只小熊。之前没见过熊的我瞬间被吓到，相机因为淋了雨，自动对焦失灵，我也完全忘了改回手动对焦，结果快门怎么都按不下去，照片彻底没拍到。更郁闷的是，回头一看，队友们呼啦一下全都跑完了。

还有一次也是在墨脱。因为是临时决定，我从青海的高原上直接到了热带雨林里。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裤子的口袋不是密封的，结果大晚上在下完雨的湖边，无数的蚂蝗从我裤子兜里爬到腿上。大概每走200米，我就得伸手把蚂蝗掏出来。蚂蝗吸血吸了一晚上，裤子全都被血浸湿了。野外走多了，被蚂蝗、蜱虫咬，被各种蜂类蛰，都是家常便饭，但这么大“规模”的攻击还是第一次。

（胡珉琦采访整理）

（本组稿件除署名外，为科学家撰写。）

记者手记

探险的脚步不会停下

能讲述命悬一线的科学家都是幸运儿。在采访中，记者也听到不少为科学献身的故事。

印开蒲提起多年前的科考，因为工作艰苦，他所在的中科院成都生物所植物室植被组原本十来人，截至2002年，先后有5人去世。这5人中，只有一位活过60岁，其余去世时都只有39~50岁。“最近，所里组织老同志写回忆录，当我回想起那段岁月，那些去世的同事们，几次流下了眼泪。”

从事火山研究的刘嘉麒，有几位国际同行也在野外考察时不幸遇难。“1992年9月，我从英国开放大学离开时，一位同行朋友还好好的。当年11月，他去哥伦比亚考察火山，火山爆发将他和同伴几个人埋在了里面。1980年，美国地质调查所有个名叫大卫的年轻火山专家，在圣海伦斯火山观测时，火山要爆发，他让助手赶紧往下跑，自己坚持观测，结果没能躲开，埋在火山里了。每每听到这种消息，都觉得特别惋惜。”

但无论是“30后”的曾孝濂，还是“80后”李理，故事讲完，都会表示，“这样的经历只会让我更小心，但并不会让我停下脚步”。

当然，科学探险不是冒险。野外求生知识是必备的，不管是从前辈经验中获取还是从书本上习得。李理所在的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就有相关野外生存的课程，中科院也曾举办过科技人员野外工作技能培训班。

每次面对出发去野外的年轻科研人员和学生，刘嘉麒提出的最重要的要求就是“第一是安全，第二是工作”。到了野外，刘嘉麒要求学生每天都必须与他联系，哪怕就发俩字——平安。（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