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党30年，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何中虎今年有了新的身份——党的十九大代表。

对于当选，他感到“很意外”，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他表示，“这既是一份至高的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自1993年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何中虎的工作围绕就中国三大口粮之一的小麦展开。作为农科院“小麦亲本创制与新品种选育”创新团队的首席科学家和国家小麦改良中心的主任，他每年有几个月工作在田间地头，最敏感小麦的品质，最高兴新品种在农民中推广，最关心“如何把新技术尽快用在农业上”。

与小麦品质研究结缘

在何中虎的办公室里，“帮助世界与饥饿作战”的世界绿色革命之父诺曼·布劳格（Norman Borlaug）的一张照片摆在书柜上，颇引人注目。

布劳格是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MMYT）的创始人，1990年至1992年间，何中虎在CIMMYT从事博士后研究，他的导师桑贾亚·拉贾拉姆（Sanjaya Rajaram）就是布劳格的学术接班人，2014年拉贾拉姆因对保障世界粮食供应的贡献获得世界粮食奖。

和他的导师一样，消除饥饿，也是何中虎选择学农的原因。孩童时期的他常常吃不饱，印象最深刻的是十岁那年，家乡大旱，加上肆虐的虫害，导致粮食大减产，一人一年只分得60斤小麦和180斤玉米。

也是CIMMYT的经历，为他以后二十多年的研究开启了新大门。

“小麦品质研究在CIMMYT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何中虎清楚地记得，其他国家的科学家能把本国小麦品质特点说得一清二楚，当被问及“中国的小麦品质如何”时，自己却回答不上来。

“欧美国家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开始了相关研究，相比之下，中国小麦品质研究直到1985年前后才开始起步。”加之当时国外面包、饼干甚至面条的口感的确更好，这让他强烈地意识到，中国人应该对中国小麦品质有更深入的了解。

1993年，何中虎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开始潜心于小麦品种品质研究。

培育推广优质小麦品种

在何中虎的实验室里，不仅有精密的实验仪器和设备，还有磨面机、压面机、烤箱、炉、锅等“接地气”的工具。这些都是研究不可缺少的——来到农科院之后，在庄巧生院士等的支持下，何中虎迅速组建团队，以中国传统主食面条的品质为切入点展开研究。为此，何中虎已经不记得在实验室里吃了多少份面条。

经过多年努力，何中虎带领团队首先建立了以面条为代表的中国小麦品种品质评价体系。以小麦品质研究为基础，24年来，他还带领团队引进国外小麦品种资源1.2万份，建立了兼抗型成株抗性育种新技术，主持或参加育成了18个新品种。

近五年，何中虎带领团队更进一步，在分子标记育种实用化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大大加速了新品种培育的速度；同时，优质面条小麦品种在生产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以前新技术研究是我们的优势，但实事求是地说，对产业的贡献没有那么大，”他说，“现在，中麦175和中麦895这两个节水节肥的面条品种的推广面积不断扩大，对生产的贡献在逐步增加”。2017年，这两个品种的合计推广面积在1000万亩以上。

除优质面条小麦品种之外，何中虎团队还用分子标记技术培育了面包小麦品种中麦29和中麦578，预计将于今年和明年审定，从区域试验和示范来看，这两个品种的表现十分突出，有望在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

何中虎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小麦品质研究有过两轮热潮，一次是2000年前后，一次即是当下。不过，之前研究重点在“如何让小麦更好吃”，主要关注加工品质，现在则面临新需求：不仅要好吃，更要营养健康，这也对下一步研究提出了新挑战。

绝知此事要躬行

一年中有三个月，何中虎不是在田里“看”麦子，就是在做推广。“一项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到田间是很不容易的，需要很多环节，”他说，“此外，好技术还要尽快产业化，若不推广，对农民来说，相当于没有。”

一些科研“灵感”也从此得来。中麦175的推广就是一个例子，该品种最初作为水浇地品种选育和推广，然而，在山西晋城的一次示范现场，何中虎发现，该品种在山上表现不错，但在山下旱地表现更为突出。“我当时得到了启示，想能不能送到旱肥地示范推广。”结果，中麦175在这些地区的试验和推广效果的确非常好。

“品种的有些特性在育成时还不一定了解，要在推广过程中慢慢才能摸透。”他说，“从生产中得来的知识，永远都是你的。”

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农业科学院建院6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三个面向”和“两个一流”的要求和目标，在何中虎看来，“三个面向”落实在他的具体工作，就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前沿技术用到新品种选育和推广中，并在主产区发挥作用。”

在得知自己成为一名党代表之后，何中虎在繁忙工作之余，主动加强了对党的理论、方针、政策的学习。“作为基层一线的农业科研人员，一方面要站在更高的角度，积极做出表率，另一方面，还应该付诸实际，更加努力地将科研工作做好。” 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