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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 王之康

前段时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发布了第14届年度世界大学排名。在这个被认为最具影响力之一的世界大学排名中，首次有两所中国大学进入前30名，分别是北京大学（并列第27名）和清华大学（第30名）；而在前200名中，中国大学共有7所。

排名一经公布，就连《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都表示，“中国现在已有2所大学进入世界排名前30名”“正赶超欧美一流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的飞跃发展十分惊叹。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中国大学世界排名迅速上升？这一现象到底说明了什么？透过排名，我们又应该看到什么问题？

一个不争的事实

事实上，中国大学在世界排名中迅速上升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只是表现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发布的世界大学排名上，而是早已在多个排行榜中成为不争的事实。

数据显示，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2015年发布的世界大学排名中，北京大学排名第42位，清华大学排名第47位；2016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该榜单中的排名均有所提升，北京大学成功进入前30名，位列第29位，清华大学位列第35位，同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复旦大学也成功进入前200名。而就像文章开篇所言，今年，中国入选该榜单的大学不仅名次有所提升，数量也再次增加。

对比同样在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大学排名，中国大学的排名快速上升也是有目共睹的。

比如QS全球教育集团日前发布的第14届QS世界大学排名中，中国大学共有39所上榜，比去年增加了6所；世界百强大学新增了2所，达到12所，仅次于美国（31所）和英国（16所）。

又如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中国内地入榜世界500强的大学较去年增加了4所，达到45所；清华大学则继2016年在该榜单中跃入世界百强后再次取得突破，上升10名而跻身世界前50，位列第48位，北京大学仍保持世界百强的位置。

那么，在这些榜单上令人惊叹的数据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深层原因呢？

多种因素推动

“所有的世界大学排行榜其实都比较关注学术指标，甚至在有的排行榜中，这一指标会占到60%的权重。”谈到推动中国大学世界排名迅速上升的原因，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首先将目光锁定在了“学术指标”这一因素上，具体来讲，包括发表国际学术论文的数量，以及发表这些论文的期刊的影响因子等。

熊丙奇指出，中国大学这几年都普遍重视学术研究，而且学术研究又特别重视发表国际学术论文。因此，在这种以学术论文作为重要指标的排行榜中，排名提高完全可以理解，也是可以预见的。

对于熊丙奇所说的学术指标因素，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周光礼也表达了类似看法。

“中国大学世界排名迅速上升，直接原因就是国家在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投入，尤其是‘985工程’对大学的重点投入。”周光礼说，“985工程”是以学科建设为中心，重点打造科研平台，这些都与科研相关，而很多大学排行榜的指标体系都以科研为导向，“以《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世界大学排名为例，研究占30%，引文占30%，学术声誉占7.5%，超过三分之二的指标跟科研有关系。”

除此之外，中国大学国际排名上升还有一个间接原因，那就是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了。“实际上，一个国家的大学水平与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高度相关的。只要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得非常好，其高等教育水平一定差不了。”周光礼说。

对此，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操太圣深以为然。

“近年来我国高校在世界大学排行上表现亮眼，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国力的日趋强大，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为高等教育的突飞猛进提供了保障条件和不竭动力。”操太圣说，直接因素则是我国持续多年在推动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提升的基础上重点发展部分大学的政策（特别是“211工程”“985工程”）产生了效果。“在这些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一些高校积极采取措施，主动放眼世界，实施赶超战略，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

片面反映水平

但是，快速上升的排名是否能真正反映出中国大学的实力和影响力呢？对此，实际上要打一个问号。

“中国高校在世界排行榜上的表现仅仅是部分地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操太圣说，因为人们对教育质量内涵的理解可能侧重点不同，对测量质量维度的选取更是因人而异，这就出现了同一所大学在不同排行榜上排名悬殊的状况。

操太圣表示，教育或者教育质量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它不仅具有一些共性特征，而且因为历史、文化和社会情境的差异而呈现出独特性。但就排行工作而言，机构更愿意选择部分便于测量和比较的指标，从而出现一些高校排名较高，但学生培养质量依然难言乐观的状况。

以《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的世界大学排名为例，其指标体系中“教学”占30%，远低于代表科研的“研究”（30%）和“论文引用”（30%），事实上，在其“国际展望”指标下的“国际合作研究比重”还有2.5%的权重。由此可见，“重科研轻教学”在这些排行榜上也一再强化。而且，“教学”指标包括教学声誉15%、师生比4.5%、博士—学士学位授予比例2.25%、学科门类6%、教师人均学校收入2.25%，这些均无法真实反映学生的学习状况，更无法说明其教学质量。

对于操太圣所说的大学排行榜中“重科研轻教学”一再被强化的现象，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张端鸿认为，这是其先天性不足导致的。

“大学排名以各类科学计量为基础，不同程度地引入学术声誉、雇主评价、国际化等指标，用一套简化指标对大学进行粗略的评价，本身先天就很难具备科学的特征。”张端鸿说，由于人才培养指标具有数据获取困难、数据获取成本高的特征，各类排名基本都是避而远之，所以大学评价自然也就很难反映实际的人才培养质量和效果。

纵然如此，在周光礼看来，具有片面性的排行榜也有其可取之处，因为每一个排行榜都有其价值取向。

“我们一般认为，一所大学如果在任何排行榜中都表现得很好，那么它一定是所好大学。”周光礼说，如果一所大学在任何排行榜中都排名很差，那么它一定很差，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一所大学在有些排行榜中表现好、在有些排行榜中表现不太好，只能说明它是有特色的。

排行榜中的大学

从本质上说，大学排名是由第三方机构对大学的一种质量评价，但它并不是排给专业人士看的，而是主要帮助外行人了解大学。与专业性质量评价相比，其优点在于用的是大家能够看得懂的语言。但在几位受访专家看来，透过大学排名的数字，我们还应该看到其他更深层次的问题。

“如果过于看重排行榜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走向片面。实际上，排行榜中很难反映、很难衡量同时又容易忽视的就是人才培养。”周光礼说，中国大学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世界大学排名中的突出表现，说明科研已经做得不错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些高水平的科学研究转化为人才培养的资源，以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支撑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就目前来说，中国大学做得还不够。

张端鸿认为，通过大学排名，我们不可能直接看到一个客观、科学的结果，但是可以看到“棱镜折射”后的大学模样。

“高等教育管理者、研究者应当对排名作一些合理解读，在某一个特定指标体系下，大学排到某一个位置自然有它的道理，背后的原因以及合理性解释在哪里。”张端鸿说，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透过排名看到数据波动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尽管商业性大学排名并不十分精确，每个排名也都有其各自的价值倾向，但它们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大学办学的状态，是一种商业性促进大学信息披露的途径，而学术界和专业性的国际组织并没有很好地提供这种信息。”

操太圣表示，针对排行榜，各高校需要理解其背后的价值取向和指标选择的逻辑，然后针对各自学校的现状和发展规划，有选择性地利用排行榜上的相关数据，将之作为推动学校发展与变革的可资参考的资源。

对此，熊丙奇表述得则更加直白。

“中国大学世界排名迅速上升，可以说是功利地追求名次的一个结果，甚至有的大学就是围绕排行榜的指标来打造大学，并且把这种目标分解给老师，用发表的论文与申请的课题、专利等来评价老师的学术能力、教育能力以及学术贡献、教育贡献，从而使其成为排行榜中的大学。”熊丙奇说，长此以往，中国大学最终会误入歧途，只会浪费更多的精力去追求功利的结果，却并不能够带来学校声誉的提高和底蕴的增加。

熊丙奇指出，大学的本质是培养人才，但在追求学术研究的办学过程中，很多大学却忽视了人才培养，“中国大学如果不回到培养一流人才这样的使命上来，哪怕发再多的国际学术论文，也都不可能成为一流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