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创作》在经过整整25年之后正式复刊回归,让那些曾经历过“科学的春天”的人,别有一种感怀。
在2016年“科技三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这次讲话也被看作是又一个科普创作春天的到来。
■本报记者 胡珉琦
《我们爱科学》《科学天地》《科学与文化》《知识就是力量》……还有多少人记得,在40年前那个知识匮乏的年代里,那些给了普通老百姓憧憬和幻想未来机会的科普杂志。其中,一本名叫《科普创作》的杂志的风格显得格外不同,它不但发表科普作品,同时也刊出了大量科普政策解读、理论研究和作品评论。
遗憾的是,那段岁月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大多数科普杂志很快被商品化浪潮所淹没,《科普创作》一样无法幸免。
时局变迁,二三十年之后,繁荣科普创作,提升国民科学素质,上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科普创作》在经过整整25年之后正式复刊回归,让那些曾经历过“科学的春天”的人,别有一种感怀。
只是,随着社交自媒体时代的来临,科普创作的平台和渠道早已大大拓宽,作为一本严肃、传统的科普杂志,它为什么需要存在?它还能做什么?
一个少年眼中的科普春天
对于今天的青少年来说,高士其这个名字恐怕鲜有知晓。但在上个世纪70年代,周恩来称,他的名字就代表了中国科普!
1979年,11岁的尹传红第一次认识了这个名字。他还记得,那天中午,母亲下班回家,一边从自行车上把菜取下来,一边对着他喊:“我给你买了一本书,高士其写的,《你们知道我是谁》。”《你们知道我是谁》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为高士其新出的一部科学诗和科学小品集,书名就是其中一首科学诗的题目。
同一时期,除了高士其,尹传红还知道了深受高士其写作影响的叶永烈。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在1978年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它是我国“文革”后出版的第一本科幻小说,面市以后立刻引起了轰动,一下子就印刷了300万册。
在尹传红眼里,叶永烈在科普领域简直就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皆通。他创作的科学小品文、科幻小说,文理交融,笔触流畅,让尹传红十分痴迷,他几乎把所有能找到的署名“叶永烈”的图书或文章全都读了个遍。
不仅如此,出生在南方小城柳州的尹传红,还是学校同龄人中,少有的能够接触到像《现代化》《少年科学》《我们爱科学》《知识就是力量》等等这些科普杂志的孩子。也正是因为阅读这些杂志,让他“遇到”了日后对他人生、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美国科普巨匠和科幻大师阿西莫夫。
他说,这得归功于他的工程师父亲。
尹传红记得,当时父亲在工厂一个月的工资只有38块钱,但却舍得花差不多整月的工资,为孩子们全年订阅科普、文艺类杂志。每天一吃过晚饭,父亲还会拿上一张唱片,领着一双儿女,到有电唱机的邻居家放听学英语。
很多年后,尹传红在阿西莫夫回忆父亲的一篇文章里读到这样的话:他不让我阅读他出售给别人的那些杂志,因为他觉得它们会扰乱我的思想——然而,他让我阅读科学幻想杂志,因为他尊重“科学”这个词,并且觉得它们将会诱导我成为一名科学家——他是对的。
尹传红曾特意将这些文字打印出来给父亲看。可在当时,年幼的他并不知道父亲这么做到底有着怎样的契机。
将近40年前,正是改革开放的开端,整个国家处于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阶段。1978年3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作重要讲话,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大会上发表了著名讲话《科学的春天》。
1979年8月,中国科普创作协会(1990年更名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成立时,胡耀邦、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莅临会议,这在今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这些领导人的讲话和行动不仅极大地鼓舞了知识分子,也直接推动了科普创作的繁荣。全国各地科普类杂志纷纷复刊、创刊,给了生活在知识匮乏年代里的普通老百姓得以憧憬未来的机会。
凭着《十万个为什么》《小灵通漫游未来》成为科普创作“明星”的叶永烈,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短短几年中,集中创作了几百万字的科普、科幻作品。
除此之外,叶永烈也给全国遍地开花的科普杂志撰写创刊评论,湖南的《科学天地》、浙江的《科学24小时》、四川的《科学文艺》、上海的《科学生活》、天津的《科学与生活》、安徽的《科苑》、云南的《奥秘》、福建的《科学与文化》……近80岁高龄的叶永烈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张口就能说出这些名字。
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科普创作》也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它由中国科学技术普及创作协会主办。尹传红第一次接触这本杂志,是升入初中三年级那年。
“阅读大量的科普文章和科幻小说,一方面增进了我对科学的理解和兴趣,另一方面,也让我渐渐地爱上写作,萌生了从事科普创作的念头。有一阵,我特别好奇,想知道那些优秀的科普、科幻作品究竟是如何写出来的。”尹传红说,《科普创作》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既有作品观摩也有评论文章,这对正在学习、尝试科普创作的年轻人来说是很好的指引。
叶永烈记得,《科普创作》正式创刊以后,曾就《小灵通漫游未来》专门组织了一次作品评论活动,邀请作家、编辑,甚至还有美术编辑,对这本书的主题思想、意义、科学内容、体裁、写作技巧、美术设计等方面进行了多方位的讨论。这些内容,连同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写作经过》一文,都被刊发在了1980年第1期杂志上。此后,他还接受过杂志的长篇专访,发表过自己对科幻小说的看法。
事实上,当年的《科普创作》还常常能邀请到大科学家撰写文章。中国科普作家协会首席顾问、中国科普研究所首任所长章道义,在他回顾《科普创作》创办历史的文章中就曾提到,1979年试刊号,开篇的两篇文章分别是当时科学界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中国科协代主席和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院士撰写的,前者题目是《迎接科普创作的春天》,后者是《为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作出贡献》。
让尹传红印象深刻的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曾在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理工科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不足。他认为,“大学生毕业时除了要交一篇毕业论文,还要有一篇科普文章。研究生应该要完成两个版本的硕士或博士毕业论文,一个是专业版本,一个是科普版本。”
这些科学大家、知名科普作家身体力行,表达对科普的关爱,给了科普创作界,也给了像尹传红这样的学生读者以很大的激励。
于是,每个双月的某个日子,他总要到传达室询问杂志到了没有,生怕它被别人拿走。到天津读大学后,他还曾专门去过一次杂志编辑部,购买早年出版的《科普创作》。至今,尹传红还把它们完完整整地收藏着。
大学二年级时,尹传红尝试着给《科普创作》投过两篇科学小品文,尽管当时没被刊用,但因为收到了编辑吴定潮、张传达的回信,丝毫不觉得沮丧。
作为业余科普创作者,尹传红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科普创作》上有些戏剧性。那是在1992年4月,他大学毕业两年后成为一名科学记者。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新华社一位同行的口中得知,他最喜爱的科普作家阿西莫夫前两天告别了人世,即在第一时间联系了《科普创作》的编辑,并为杂志撰写了一篇关于这位重要人物的悼念长文。尹传红成了最早在国内报刊报道这则新闻的记者。
只是让他无法预料的是,《科普创作》就在当年年底宣布停刊,持续近十年的科普黄金期逐渐走向低谷。大多数科普杂志只是昙花一现,更让人遗憾的是,像叶永烈这样的知名科普作家早早因为环境变化而受到“挤压”,彻底离开了科普创作界。
破冰,再升温
叶永烈和科普界的破冰之旅发生在5年前,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时,他参加了“科普创作论坛”,并且喊出了“让科学流行起来”的话语。他再次感受到了来自对科普创作事业的诚意。
在2016年“科技三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这次讲话也被看作是又一个科普创作春天的到来。
在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和中国科普研究所的推动下,《科普创作》时隔25年,在2017年8月正式回归。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党委书记、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王康友认为,利用协会科普创作人才资源,搭建科普创作交流平台,《科普创作》不应缺席。今年,正值《叶永烈科普全集》正式出版,受到编辑部的邀请,他也将《叶永烈科普全集》札记发表在了复刊的第一期杂志上。
而对尹传红而言,在这长长的20多年时间里,少年时期所知所读的知名科普作家、科幻作家,他几乎全都认识并打过交道,有的还成了忘年交。他也从一个《科普创作》的小读者,成为了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复刊后《科普创作》的编委会成员,并在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介绍叶永烈的文章。
时局变迁,给了《科普创作》第二次机会,不过,在如今的社交自媒体时代,科普创作、交流的渠道和环境显然与40年前有着巨大的不同。
“为什么仍然需要这样一本杂志?我们能拿它做什么?”中科院院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周忠和在采访中脱口而出,“就是通过评论引领科普创作的发展,让那些有远见卓识的思想脱颖而出。”
这与叶永烈所寄予的希望不谋而合,“作品展示可以少,但必须立足于评论,培植年轻的科普创作人才”。
事实上,这也反映出了当下科普创作事业的一个现实问题,有关科普创作的理论研究比较匮乏,缺少高屋建瓴的思想指引。
“虽然每个创作者有各自的创作技巧和创作历程,但要是没有了理论指导,就有可能陷入盲目。比如,当年的科普创作者在内容类型上曾做过很多积极的尝试,科普小说、科普相声、科普剧、科普小品·散文·童话、科学诗,甚至科普美术,形式非常丰富多样,时至今日,这样的探索后继乏人。”尹传红说道。
因此,王康友也表示,《科普创作》将首先面对科普创作者、科学家群体,研究各个学科分类的科普创作规律,提供如何进行科普创作的建议和启示,无论是在科学性、文学性、艺术性还是思想性上。
特别是,他还提到,迫切需要研究和探讨互联网时代如何做好科普的融媒体创作,才能面向更广大的普通受众。
此外,无论是周忠和还是王康友,都不约而同地指出,要想真正促进科普创作能力的提升和建设,光靠政府是不够的,还需要培育市场,把市场做大。“市场的推动会促进科学普及效果提升,只有消费者参与进来,才能促进更多更优秀的科普作品创作出来,满足更多人的科普需求。”王康友说道。
《中国科学报》 (2017-09-15 第1版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