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岁，他投身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的研发事业。
46岁，他参与设计的中国第一代核潜艇下潜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动力潜艇的国家。
64岁，他亲自登艇参与深潜试验，成为总设计师参与核潜艇极限深潜试验的世界第一人。
也是在64岁，阔别家乡三十载，几乎与家人失联的他荣归故里，此时，父亲和二哥已经去世，高堂老母已93岁高龄。
如今93岁的他，仍坚持到研究所工作，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他，就是中国核潜艇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旭华。
一条道，走到“亮”
“爸爸这辈子，就是一条道，走到‘亮’。”小女儿黄峻一语中的。
出身于医生世家的黄旭华，原本是立志从医的。可是在日机的轰炸声中，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中，少年黄旭华开始重新思考人生道路：“国家太弱就会任人欺凌、宰割！我不学医了，我要读航空、造船，将来我制造飞机捍卫我们的蓝天，制造军舰抵御外国的侵略。”
1945年，四处漂泊、辗转求学的黄旭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国立交通大学造船系。
1958年，面对掌握核垄断地位的超级大国不断施加的核威慑，我国启动研制导弹核潜艇。毛主席下令：“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曾参与仿制苏式常规潜艇的黄旭华被选中，调往北京参加研究。“我这时就知道了，研制核潜艇就是我一辈子的事业。搞不出来，我死不瞑目！”
从而立之年，到古稀之年，黄旭华果然只做了一件事：研制中国自己的核潜艇！
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国家核潜艇项目曾几次上马、几次下马。尽管在“文革”中受过误解和冲击，尽管在改革开放后，面临许多高薪职位的诱惑，但黄旭华丝毫不为所动，初心不改。他说：“研制核潜艇是我的梦想，一辈子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我很幸福。”
玩具做参考，算盘出数据
习惯了拿来主义、技术转让等词汇的人们，也许很难想象，黄旭华和他的团队，将一个核潜艇玩具模型，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
对任何国家而言，核潜艇技术都是核心机密。况且1958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大规模撤走援华专家。想造核潜艇，只能靠中国人自己！
关于核潜艇的任何蛛丝马迹、只言片语对黄旭华和他的团队都十分难得。一天，有人从国外带回两个美国“华盛顿号”儿童模型玩具。黄旭华如获至宝，研究者们把玩具拆开、分解，兴奋地发现，玩具里密密麻麻的设备与他们构思的核潜艇图纸基本一样！“我的总结是，再尖端的东西，都是在常规设备的基础上发展、创新出来的。没有那么神秘。”黄旭华进一步坚定了自信。
从图纸、模型，到造出真正的核潜艇，其中要突破多少技术难关，我们难以想象。在电脑、手机如此普及的今天，你是否知道，那时的科学家们，竟是用“算盘”算出的核潜艇的大量核心数据？
“比如，核潜艇的稳定性至关重要，太重容易下沉，太轻潜不下去，重心斜了容易侧翻，必须精确计算。”黄旭华说。
怎么办？核潜艇上设备、管线数以万计，黄旭华要求，每个都要过秤，几年来天天如此！这样“斤斤计较”的土办法，最终的结果是，数千吨的核潜艇在下水后的试潜、定重测试值与设计值毫无二致！
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当这个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强国梦、强军梦的庞然大物从水中浮起时，黄旭华激动得泪水长流。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中国人仅用10年时间，就研制出了国外几十年才研制出的核潜艇。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动力潜艇的国家。
“我们的核潜艇没有一件设备、仪表、原料来自国外，艇体的每一部分都是国产。”黄旭华自豪地说。
什么是自力更生？什么是自主创新？这句话足以回答。
花甲痴翁，志探龙宫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1988年初，我国第一代核潜艇将按设计极限，在南海开展深潜试验。试验前，参试人员的宿舍里常常响起《血染的风采》这首悲壮的歌曲，有人甚至偷偷给家人写下了遗书。
也难怪战士们心情忐忑，因为上世纪60年代，美国王牌核潜艇“长尾鲨号”在深潜试验时失事，160多人葬身海底。美国潜艇尚且如此，国产潜艇能完全没有危险吗？
“我感觉同志中弥漫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氛围。而这对试验是非常不利的。”黄旭华说。
怎么办？黄旭华带着设计人员和战士们座谈，并当场宣布：“我对深潜很有信心，我将与大家一起下水！我们要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那样威武雄壮的进行曲，去把试验数据成功拿回来！”
战士们沸腾了！担忧、悲情一扫而空，必胜的豪情点燃全场。
试验当天，天公作美。50米、100米……一个深度一个深度地潜下去。“咔哒、咔哒——”寂静的深海中，巨大的水压压迫舰体发出声响，惊心动魄。黄旭华气定神闲，指挥若定，给了大家无穷的信心。
“其实我心里也紧张啊，但我绝对不表现出来。”多年之后，黄旭华幽默地揭秘。
试验成功了，新纪录诞生了，全艇沸腾了！黄旭华再难抑制激动的心情，即兴挥毫：“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与母亲30年后再相逢
“他呀，家里的事是不顾的，这是肯定的。”说起黄旭华对家里的“贡献”，老伴李世英笑着总结。一去北京，他6年没有回家；家里地震，他没有回家；女儿重病，他没有回家；扛煤渣、扛煤气罐……这种一般家里男人做的事情，李世英通通一人扛下。
更让人唏嘘的是，从1957年到1986年，30年的时间里，黄旭华老家的父母、兄弟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也没有见过他，唯一的联系方式是一个信箱号码。父亲去世，他没有回家；二哥去世，他没有回家，家中慈母，从63岁盼到93岁，才终于见到自己的“三儿”。
因为从不知道他做的是什么工作，30年来，老家人都怨他、气他，直到1987年，上海一家杂志发表了关于“黄总设计师”的报道《赫赫而无名的人生》，黄旭华给母亲寄了一本。母亲把报道看了一遍又一遍，流着泪对全家人说：“三哥（黄旭华）的事情，大家要谅解。”
“在我们家，父亲的事业是第一位的，家里什么事也不能耽误父亲的工作。”黄旭华的大女儿黄燕妮说。虽然，女儿们从小就被告诫：“大人的事小孩不要问”，她们长久以来并不知道父亲是做什么的，但大家都相信，父亲做的是利国利民的大事。
黄燕妮很小就从舒适的北京来到了风沙漫天、物质匮乏的荒岛。她不仅得帮着母亲操持家务，每天还要翻一座山才能去上学。有一次下大雪，她在山路上一脚踩进了冰窟窿，整个人冻僵了，是被来寻找的人抬回家的。她在床上躺了九天九夜，母亲衣不解带地伺候了九天九夜。即便如此，李世英也没把这事告诉丈夫。
“将一生都奉献给国家、给核潜艇事业，此生无悔！”黄旭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