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指引向成功的力量

——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崔屹专访

文/张春晏：本刊高级编辑

作为曾经的学生，崔屹是学霸中的战神，在哈佛读博，在加州伯克利读博士后，在无数人梦想的顶尖期刊《自然》、《科学》发表科研成果是家常便饭；

作为现在的发明家，崔屹团队的发明已经三次被《科学美国人》评为年度“十大创新技术”：2010年，移动式水过滤器；2014年，将低级废热转化成电能的电池；2016年，会制冷的衣服。

作为一名年仅41岁的斯坦福教授，崔屹已经培养近60位博士和博士后，在世界范围培养了40多位教授，崔屹预计在5年后，培养的教授人数将达到100位。

崔屹还是一位创业家。9年前，崔屹创办了第一家公司安普瑞斯（Amprius），生产硅负极高能锂电池；2015年，崔屹和诺奖得主、美国前能源部部长朱棣文教授共同创办了4C Air公司，生产雾霾过滤产品。

崔屹也对自己未来要做的事情有清晰的框架。

在未来，崔屹还将是一位投资家，把科研、创业、育人和人生阅历结合在一起，培育出未来的伟大科技创业公司。

崔屹还要成为中国创新的推动者，他希望创建一个国际化的创新生态系统，发挥中美两国优势互补的特点，带动中国的创新创业。

崔屹说，科研、育人、创业、投资、推动中国创新做好了，然后就可以退休了。

四十不惑的崔屹，堪称成功。

崔屹并不把人生成功的主要因素归结于智商因素，因为有无数天资聪颖的人最终碌碌无为。

崔屹认为，对于自己而言，坚实的科研基础、学科交叉的优势、专注的能力、持续学习成长的能力，以及斯坦福的自由之风，共同成就了自己。

TBR（清华管理评论）：除了斯坦福教授、发明家这样的头衔，您还是一位创业家。您已经创办了第二家公司，跟我们讲讲您创办两家公司的经历。

崔屹：我在读博士和博士后期间，一直都在研究纳米。受到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主任StevenChu的启发，我到斯坦福之后开始将纳米技术与电池的电化学结合起来做研究。

我们都希望手机充一次电能待机很久，电动车充一次电能跑很远。这就意味着电池的一个单位质量、单位体积要储存很多能量，对锂电池而言，要存储更大量的锂离子。所以我们要找到一种材料，使其结构能存储更大量的锂离子。现在手机、电脑、电动车的电池里面都是碳材料作为负极。我发明的硅负极材料，和碳材料相比，理论能量密度是碳材料的10倍之多。目前在电池中只做一个负极的取代，电池能量密度可以提高30%-80%。

2008年，我在Nature Nanotechnology发表了研究成果，受到各界瞩目，风投、实业界的人纷纷来找我。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我创办了安普瑞斯（Amprius），把我发明的硅负极材料产业化。

创办第二家公司的直接原因，是发现国内的雾霾太严重了，而中国的大部分口罩对PM2.5不管用，个别过滤效率高的，空气阻力太大，戴了会缺氧。我是一个材料科学家，我想我一定要做这个，就发明出了一种纳米纤维的过滤技术，过滤效率特别高，空气的透气量大。在此基础上，我和朱棣文教授一起成立了一家公司叫4CAir。朱棣文教授2013年从美国能源部部长位置上退下来后到斯坦福任教，我们在锂电池方面也有很多合作。4C Air去年底已经完成A轮融资，产品很快上市，公司总部在硅谷，中国总部放在深圳。

跨界之力

TBR：您非常年轻，才41岁，有那么多有用的重要发明，您觉得是天赋在起重要作用吗？

崔屹：天赋占一定比例，但更重要还是要刻苦——知识面要广，学科要交叉。在创造发明上，我觉得学科的交叉真的很重要。有的事情你没做过，不代表你不行，相反，由于背景不一样，你看同样一个问题的视角完全不一样。

刚到斯坦福的时候，我是研究纳米的，从没有研究过电池。我当时想，电池很重要，就从零开始研究电池，虽然那时候全世界可能还没有看到电池的重要性。但是我纳米研究的背景，对解决锂电池这个大问题，产生了很重要的作用。我开创了纳米跟锂电池结合这个领域，这个研究成果就让我获得斯坦福终身教授了。

TBR：您的很多发明，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学科交叉？

崔屹：是的。把自己的领域和新领域结合起来是创新的重要源泉。你要创造新东西的时候，往往会发现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要学新的知识，新的学科，了解新的领域，不断地学。当你的知识面广了，懂的东西多了，相互一交叉，很多创新就涌现出来了。做科研，有创造力，就是不断学习的过程。

刚开始进入一个新领域比较费劲。我开始研究电池的时候，了解电池领域大概花费了一年。现在进入一个新领域，可能花几天时间看一些资料就明白了。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多，新点子的灵感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容易。以前想一年不一定想得明白的问题，现在可能五分钟十分钟就能想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当然有些问题难度很大，就需要不断地想。

创造发明的能力就是这么不断积累起来的。我现在科研的方向也很多，各种各样的材料、能源、环境问题。

TBR：事实上真正愿意不断去跨领域的人非常少。

崔屹：领域交叉需要你首先要有兴趣，然后是不断地学新东西。一个人在一个领域做久了之后，他这个领域懂的比较多了，就会进入舒适区。而要跨领域的时候，要学全新的东西，你会发现新领域一点不懂，甚至还得回想和复习以前学过的基础知识，把以前读过的书再翻开读。但会越学越快，因为学的东西多了，会融会贯通。洞察问题本质的能力会变强，寻找解决问题办法的能力也会变强。

本质上公司创业和商业也是这样，刚开始是一无所知，慢慢想慢慢学，最后融会贯通。

TBR：学科交叉带来很多具有创造力的点子，但是科研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有成效，这个坐冷板凳的过程会感觉寂寞吗？

崔屹：解决难度大的课题需要很长时间。我坚信愚公移山这个故事是有道理的，这种精神是有用的。我做纳米硅负极电池的研究，回头一看，我原来也就只花了10年时间，就出了无数的成果，在这10年间还成立了公司将该技术产业化。在我开始研究解决硅负极的时候，全世界都觉得不可能，就我一个人带着我的研究小组埋头做，一直做，现在全世界好多人都看好了这个方向的研究，很多理电池公司加入，不研究就落后了。开创新领域，领导世界研究的潮流，这种感觉多好。

TBR：科学家去创业，是另一种交叉和跨界，创业对于您做科研有什么影响呢？

崔屹：创业帮助科研。因为创业，我有更广的视野，也能发现更大、更丰富、更有意义的问题，就是说，我能选到更好的问题，这样做科研的时候更带劲。

我觉得学校应该多解决一些社会痛点问题，不能只做象牙塔里的研究。那种最基本的研究，即使没有应用，也需要一部分人去做。但是科学家也要清楚社会的痛点在哪里，去解决痛点问题。

TBR：作为教授、创业家，以后您再做投资，您觉得会有跨界优势吗？

崔屹：我想我应该会有很大的优势。我从技术的研发、产业化到公司的组建管理，都有切身体会，而且我对市场也有足够的分析经验，应该看公司能看得更准。我还可以投我自己的学生，我对他们非常了解。

TBR：您怎么分配研究、教学和办公司的时间和精力分配？

崔屹：这三个方面都很重要。创业是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是每个教授都喜欢，即使在斯坦福，也不是每个教授都创业。研究上花费的时间最多，因为就教课而言，一门课程在发展之时，准备讲义、准备讲课要用很多时间，成熟了之后，每次所需要的时间就不会那么多了。

自由之力

TBR：打开您的实验室网页，实验室是以您的名字命名的，“Yi Cui Lab”,这种感觉真不错。在斯坦福，教授们有很高科研自由度的同时，学校对教授创业或者专利产业化有什么特别的支持吗？

崔屹：美国的教授被称为老板，因为全部自己负责。研究课题自己定，研究基金自己找，学生自己招，学生薪水自己付。学校的系统性支持很好，硬件基础设施很好，文化和学术氛围都很好。

现在，斯坦福教授创业，其实不需要斯坦福专利办公室帮什么，因为硅谷和斯坦福的资源是流动的，技术、资本、人才都会自动去匹配。上个世纪50年代，当时我们的特曼教务长，鼓动了Hewlett和Packard创建了惠普，创办了斯坦福科技园，鼓励创业，推动了硅谷的形成和繁荣；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斯坦福的创业文化已经很成熟，硅谷也成为了创业天堂。现在斯坦福根本不用做什么，只要给教授自由度就好了，而这一点很重要。

TBR：您一般从什么渠道募集科研经费？

崔屹：研究经费一般来自政府部门和产业界，少部分其他来源。我的实验室有很多支持来自政府能源部。来自工业界的钱也很多很重要，因为与公司接触，你会知道重要的应用问题。

TBR：从您实验室产生的研究专利，如果您要用来创办公司，那么您的公司和学校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崔屹：以硅负极这个发明专利为例，我发明的所有专利都归斯坦福拥有，这是我作为雇员和学校的契约。但是我要开公司，把专利的使用权从学校拿出来的时候，需要交一小部分钱做专利使用费，约定把未来盈利收入的一定比例交给学校，加上学校还可以以专利在我的公司拥有少量的股份， 同时保留一定的跟投权——公司融资的时候，斯坦福的基金可以一定比例投资。比如，当年谷歌创办的时候，使用了斯坦福的专利，所以斯坦福拥有谷歌公司的股份。

斯坦福的创业机制和文化是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的——斯坦福鼓励教授和学生创业，不设障碍。事实上，在一家成功的创业公司占哪怕1%的股份，都是巨大的收益。如果学校专利占到百分之三四十，就不是很合理，难以鼓励和推动创业。

TBR：斯坦福大学所拥有的专利，如果转换成股权，一般占多少股权？

崔屹：我估计在3%到5%之间浮动。

成长之力

学习

TBR：您在哈佛和伯克利都待过，哈佛鼓励创业吗？您在哈佛和伯克利做研究的时候想到过创业吗？

崔屹：哈佛的创业氛围没有斯坦福浓厚，可能现在创业也在慢慢增强。我在哈佛读博士的时候，从来没想过创业这件事儿，就是非常专注地做科研。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博士后的时候，也没有想过，就想要做对世界有影响的研究。所以我的科研基础很扎实。能源、材料领域的技术创业，难度很大，需要积累时间很长。现在很多年轻人的问题在于，积累不够，心已经飞了，这不是好现象。

我在斯坦福任教之后，一开始也没有明确的创业想法。但是纳米硅负极电池的研究成果一发表，VC、企业等各种各样的人都来找我谈，包括特斯拉的创始人ElonMask，聊着聊着，觉得时机到了，创业自然就开始了。所以到斯坦福不到三年，就创办了第一个公司安普瑞斯。

TBR：斯坦福旁边沙丘路（sand hill）上的VC都来找您了吧。您选择的基金的标准是什么呢？

崔屹：确实沙丘路上的VC基本都来找我谈过。一开始我不懂怎么选。大家说这个基金名气大，你应该挑这个。事实上，真不一定——我不在乎哪个基金名气大，关键是进董事会的那个人要比较厉害，要彼此合得来。

TBR：作为一个教授，一位科学家，在刚开始办公司的时候，您有哪些困惑呢？

崔屹：刚开始的困惑，就是什么都不懂。但我非常喜欢做这样的事情——什么都不懂，然后去学，这个学会的过程非常有意思。一开始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去创业，真是一无所知，然后像海绵一样汲取：和投资人一起开董事会，就听着，有问题，就问他们，他们会教你。一个公司创办下来，创业的方方面面都明白了。

TBR：您没有做企业的经验，职业经理人是由VC推荐的吗？

崔屹：VC会帮很多忙。我们用猎头去聘请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的角色在我们公司非常重要。

TBR：您用什么标准来选择职业经理人？

崔屹：董事会面试，猎头找过来的人，每个董事都要面试。由于我从来没有做过公司，所以对于我来说，他们都很有想法，都很厉害。面谈的过程，就是一个积累琢磨的过程。大概谈到第八个候选人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他了——他比我面试的其他人都厉害多了，从创办公司到带领公司上市，能告诉我一步一步怎么做，而不是泛泛地谈。我发现有实战经验的人比纸上谈兵的人厉害。

TBR：对您的第一个公司安普瑞斯，您会投入多少时间？

崔屹：对技术，我还是投入比较多的。早期我每周去公司一天。前瞻性的研究没法在公司做，主要在我的斯坦福实验室做，公司的研发部门解决很多具体问题。现在公司已经成立8年，团队比较成熟，生产也走上了轨道，我主要在董事会和技术层面投入。

做公司就像养孩子一样，从婴儿开始，一点点去慢慢养大，要很有耐心地解决问题。

TBR：那您做第二个公司的时候，是不是感觉比较得心应手了？

崔屹：第二个公司4CAir从确定VC到搭建团队，一切都快多了。4C Air的技术团队已经初步完成搭建，美国和中国的CEO都找到了，产品也很快会出来。4C我亲自管的事情还是很多，但慢慢就会放手，让CEO来管，我做我的主业——教授。

TBR：您非常善于学习。

崔屹：人的学习能力是无穷的。刚开始会难一点，但你只要想学，不断地学，我觉得最后就会抵达目的地。

我是特别喜欢学东西的人。我认为人生就像海绵，而且是没有极限的海绵，可以不断地汲取，这个汲取的过程，你可以把想吸收的吸收，把不需要的过滤掉。

学习不只是看资料、关注新领域新知识，是一个随时随地的过程。看到别人做一件事情很成功，就琢磨琢磨他是怎么回事，他有什么特点。只是大部分人做不到open-minded，我发现人到一定的程度，大脑会封闭，不接受别人的观点，不接受新东西。很多人内心深处出于维护面子的动机，本能地去排斥和反驳新想法，而不是本能地想别人的东西好不好，我能吸收什么。这和性格有关系，也跟年龄有关。特别是年龄越往大，越容易听不进新东西。我跟朱棣文教授合作，就发现他非常能倾听——他马上70岁了，在听的时候一直能接受新东西，经过他的头脑想一想，只要符合逻辑,他就接受。我觉得朱教授很厉害是有道理的，他从不停止更新。

修炼

TBR：一直汲取新东西不太容易做到，抛弃原来的东西会更难。

崔屹：对。你要思考过去的东西，什么是应该抛弃的，就抛弃，什么新东西是需要去接受的，就去接受。人很容易被一个框框套住，套住了之后就不能变形，不能成长。所以说，会成长的人会越来越厉害。

TBR：对，但扔掉旧东西真的不容易。您有那种抛弃原有东西蜕变的过程吗？

崔屹：总体上，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像海绵一样在吸收，吸收别人的长处，融合进自己，再创造出新的东西。也有那种时候，看见很好的东西，自己的第一反应不是说拥抱它，反而是想去批判它。仔细想想，人都有竞争心、嫉妒心，也可能真的是因为人类嫉妒心的本能反应。所以我会提醒自己，不要让不太好的一面挡住了自己看问题的视线，一定要修炼。每次看到任何东西感觉不舒服，我都要问自己，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到底是东西真的不好，还是自己内心的深层的因素。

这点很重要，我带了这么多学生，也对学生有很多观察。面对新的想法，很多学生的第一反应是很消极的。消极反应背后的原因，要么是不敢挑战新东西，要么就是新东西比较颠覆他原有的东西，他本能地抵触，所以没有真正用中立的态度去分析好与不好。如果一个学生能够利用这个机会把自己变得更好，以后会很厉害。所以我也会告诫我的学生：你们对新东西好东西，要多听听内心深处那个声音到底是什么，这个声音会不会蒙蔽自己的眼睛，蒙蔽自己的心，影响你们的成功，难以走的更远。

专注

TBR：取得成就需要视野宽广，还需要高度专注。

崔屹：必须要放下一切问题，摒弃杂念，专注在事情上，不断地往前想，往前做。争夺奥运会冠军的选手，最后比的都是心理素质，在于能不能把压力放下，把所有的负担放下，专注于把球一个一个打好，游泳的时候把每一次触壁转体做好，这些地方区别出了1分和0.1秒。创新也一样，如果想着你厉害还是我厉害，仅仅这个问题就把自己打败了，根本专注不了。最后，专注到心无旁骛的人才能够胜出。

TBR：摒弃杂念，保持专注，您有什么特别的心得？

崔屹：我的特点就是打不垮。做学生做博士的时候，我也没有愁眉苦脸的时候，这是性格吧。到斯坦福之后，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压力，我想得很明白，没有终身教授职位又怎么样，我的生活继续。所以不想终身教授这个事情，就想怎么找到最好的点子去做科研。就一直带着学生做科研，学生也被感染，然后他们做得更好，所以获得终身教授其实挺轻松的。

另外要保持身心平衡。这么多年我一直踢球，一直进行体育锻炼。体育锻炼能很好地释放压力，让身、心、脑都很轻松。找到健康的压力释放方式，也会对创业创新很有帮助。

技术创业的两大死亡谷

TBR：创办了两个公司之后，您对创业有什么样的心得体会？您认为创业成功哪些因素最重要？

崔屹：对于技术创业型的公司，一个方面是技术；另一个方面是找人，创业公司因为没找对人而垮下去的例子太多了。在做第二个公司的时候，不光是对技术的判断更清楚，对要找什么样的人，我自己也更清楚了，一起创业的人品质怎么样，能不能合作，能不能在一块吃苦，都很重要。公司里的很多事都是人的问题。

TBR：假如您现在要做一个新的公司，您会用什么标准来找创业伙伴？

崔屹：首先，核心团队的技术，真的要很强，这是极为重要的壁垒；第二，要把公司当成自己的公司，如果只是来领薪水混日子，这样的人多了，公司很快会死掉；创业团队一起走着走着，有人就会有二心，这个时候也会出大问题。度过难关要靠信念，因利益而在一起，遇到艰难时候很快就分了。

TBR：现在您第二个公司4C air已经结束A轮融资了，谈谈您现在的创业心得。

崔屹：创业跟什么类型的创业有关系。有些创业，难点不在于技术，在于商业模式，在于怎么获取客户，怎么开辟市场等。有些创业，技术难度很大。我创业的领域是新材料、新能源，相对都是技术难度比较大的领域。

过去十年，硅谷的清洁能源技术投资很失败。热点来了，你开个公司，我开个公司，很容易拿到VC的钱，但很多技术还处于太早期的阶段，成本又降不下去，相比其他能源没有任何优势，最后都失败了。

在确定这个技术确实有很大的影响之后，技术创业公司还会经历两个死亡谷。

第一，技术指标是不是真正做出来了？很多技术是一个指标很好，但其他技术指标不行。对于一项技术，可能七八项技术指标同时都很好，才能真正进行应用，推出产品。好比一个人，长板很长，但短板很短，也不行。为什么半导体目前用硅最好，因为硅没有什么短板。所以第一个死亡谷在于，这项技术要有一些出色的指标，至少还要能够把短板弥补上。

第二，生产成本能不能降下去？如果没法找到对的生产工艺进行低成本的生产，或者良品率特别低，那么，规模化的时候又有一个死亡谷。

对我来说，一项技术可以进行产业化，意味着技术层面的指标比较好，即使还存在短版，我应该也可以弥补，弥补的差不多，才开始拿风投的钱，进行产业化。一定要忠实地面对自己，诚实地面对技术指标。如果技术指标不过关，太早拿投资产业化，拿风投的钱去弥补短板，很可能，短板没来得及补上，公司就完了。短板侥幸补上了，发现得重新设计生产工艺，而生产工艺一变，有些技术指标又成短板了——这样的过程，不知道要砸多少钱。很多公司就是这么死掉了。

所以，我现在正在研究的科研问题，都在继续带着我的博士生发论文，一直继续在做研究。研究做到一定程度，我觉得技术指标没有什么短板了，生产工艺基本都想明白了，创办公司的时候可以直接做小试、中试，这时候我才开始融资创办公司，进行产业化，可以很快进行放大。

TBR：您创办的公司都是技术型公司，和商业模式类的公司，所需要的能力结构不同？

崔屹：商业模式类的公司像Uber，lift比的是谁做得早，谁的投资量大，谁开拓市场快，运营团队强。而我们是靠技术取胜的，当然商业模式也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