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花残：灾难视角下的日本文化》，陈安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

■本报记者 温新红

70多年前，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中对“日本为什么如此矛盾”作了详细的阐述。但作为邻邦的我们以及西方人依然会不断疑惑，为什么日本人会有这种或者那种性格特征，为此，众多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从不同视角作了解读。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陈安最近出版了《樱花残：灾难视角下的日本文化》一书，在他看来，日本民族的特征是和日本多灾害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无疑，这是一个被人文学者忽视的视角。

给一个确定性解释

“我最初将书名取为‘樱花开落’，相比于‘菊与刀’这两种个性不同的物，‘开’与‘落’是两种状态，我认为这是日本和日本人所具备的。”陈安告诉记者。

和《菊与刀》另一个不同是，陈安没有选择象征皇室的菊花，而是选择更为平民、更为广泛的樱花来分析日本。相比之下，菊花和普通日本人相距甚远，而樱花则庶几近之：盛极而衰的物哀情怀，飘逝随着最深刻的灿烂而到来，这些都极像日本的文化和民族性。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196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做了题目为《日本的美与我》的演讲，其中花了不少篇幅讲死亡。3年多后，1972年4月16日，川端康成采取口含煤气管的自杀方式离开了人世。从武士到文豪，从老人到年轻人，日本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在文学和影视作品中，人们对死亡也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淡定。

“灿烂时的忘情奔放，飘逝时的极致坦然，都是樱花开落的模样——瞬间的灿烂，然后是永恒的凋残。”日本人甚至认为“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正如川端康成所说，“大自然之所以美，正是因为映在我这双临终的眼里的缘故”。

作为外国视角，日本人多会阅读并研究《菊与刀》，以发现自己在别人眼中的样子，以及是否需要根据这些外来的认知做些内部的改变。

《菊与刀》的作者认为，充满矛盾的日本是由其与西方“罪感文化”不同的“耻感文化”造成的。

“用文化来解释文化，这是讲不通的。”因此，陈安提出一个观点，就是日本的灾太多了。与其他观点的差异在于，这是对日本的确定性解释。

陈安做的是应急管理研究，目前还兼任国际危机与应急管理学会联合主席。日本因为灾害多，应急管理研究做得也比较好。在研究过日本的灾害应对后，陈安发现因为灾害多，就产生了很多很奇怪的文化现象，中国和其他国家都不如他们表现得那么直接和深刻，所以，他想也许日本的很多特征是因灾而形成的。于是，试着一个个去解释，“结果看得越多，感觉越能解释得通。于是就写了这本书。”

灾害影响的脉络清晰可见

“一个主体对于另一个主体的审视，不管是否符合后者对自身的已有认知，都是一个有价值的视角。”正是基于这种观点，陈安开始寻找灾害与日本的关系。

结果发现，灾害对于日本今天各类具象化的表现形式之影响，其脉络是清晰可见的。地理特点带来的大量自然灾害直接影响到日本人的情感、心理与行为；继而对语言的形成、文学的形式产生间接影响；接着在意识形态上有了更为充分的展示，如集团主义与自我隔离，深沉凝重与轻快简单，都是灾害影响下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体现；然后这些特征又表现在更为具象化的内容上，如推理小说、日式艺术、和食、运动等；最后，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日本人做事认真、战争凶残、学习时一丝不苟、超越后狂妄自大等现象。

在《源氏物语》出现之前，日本文学都是短文和短诗，特别典型的是俳句，极短，就几个字的，只表达一个感情的瞬间。

“我个人感觉是，灾害来临，没空让人啰嗦，该说的一句话说完，不去长篇大论。出现《源氏物语》之时，日本的社会就相对稳定了。”陈安说。

谈到灾害对日本人情感的影响时，陈安喜欢举《伊豆的舞女》为例。年轻的男孩遇到一个草台班子中年龄小的女演员，两个人相爱了，然而什么也没发生甚至什么都没说，就分开了。这和歌曲《北国之春》非常相似，歌里说到两个人的恋情，“虽然我们已内心相爱\至今尚未吐真情\分手已经五年整\我的姑娘可安宁”。

“两者的情感非常一致。为什么这么炽烈的感情都不去表达？背后一定有感情可以让位于别的东西，它比感情更重要。”陈安说，而这个东西就是灾害下对生命无常的认知，基础都不牢靠，要不要这段爱情，就无所谓了。

陈安还特别关注到只有日本才有的相扑运动。相扑是一项相比拳击等更为简单的运动，“与斗智、斗勇几乎不沾边，就是纯粹地斗‘力’”。为什么是日本？为什么是相扑？他的解释是，日本人相对比较矮小孱弱，拥有对抗的强力和强大是一种愿望，另一方面则充分体现出日本人严谨的礼仪和刚忍并容的性格。

日本佐贺大学教授北川庆子认为，通过阅读这本书，“可以了解日本人对自然灾害持有什么样的相处态度，以及如何对被破坏的自然和生活进行恢复重建”。同时，“对日本人的‘和’的精神，对‘缘’的珍惜，以及将‘绊’作为自然灾害到恢复重建的关键词进行了描述分析”。

灾害决定论

陈安仅仅去过两次日本，总共不超过20天。最早和日本的关系是中学时代，那时候他喜欢侦探小说，特别是英国和日本的。之前也没什么特别的想法，灵感在两年前不期而至。

“为什么英国和日本的推理小说最发达呢？我把原因归结为地理决定论上，两个国家都是岛国。”陈安解释说，在岛上生活的人知道，一个小岛，一两天或者几天就能走一遍，心态和大陆上的人不一样。日本更为特殊，其列岛位于太平洋板块和亚欧板块之间挤压后隆起的中间地带，是名副其实的“地震国”，加之火山、海啸等。身处多灾之地的人就一定要求逻辑顺畅清晰，不然后果严重。“一步步推理，与科学接近，哪一步缺失了，就会导致错误的结果，所以他们的推理小说会很好看。”

于是，在从多个角度解读日本和日本人的文化和文明，以及广泛存在于日本的各类文学艺术形式、政治信仰、民间风俗后，“我们需要有一个出发点，就是‘灾害决定论’”。陈安表示，灾害决定论是地理决定论的一种。虽然决定日本文化的因素还有很多，但无疑，日本和日本人外在的表象和他们多灾的环境、灾难类型的多变以及生命在灾难面前表现出来的无常有不可否认的联系。

其实，灾害对某个地区及当地人的性格形成和生活方式都会有影响，不仅在日本，在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地区也是一样的。

陈安在河南工作过一段时间。在他看来，黄河泛滥区的人特别大方、豪爽，家里来了客人，只有一只鸡，也会杀了招待客人。这是因为，如果没有灾害频发的因素，人们会细水长流地过日子。而对这些地区的人来说，水一来什么都没有了，不如吃了喝了。

“我下一本书是《中国灾害文化》。就是想理解灾害在中国不同地区间所起到的作用，我认为这个作用不可小觑。”陈安最后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