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专家刘洪斌”的“演艺生涯”被揭破，人们发现她在过去三年出没于各大卫视，扮演过苗医传人、北大专家、中医养生专家、御医世家等各种身份，以养生节目的形式推销各种药品。

不少网民们惊叹这位“老戏骨”该得奥斯卡奖，即使这些养生节目看起来是如此拙劣低级。现实也的确如此，一些观众被她的演技唬住，为她的表演所感动，选择相信这些信口开河、漏洞百出的推销。刘洪斌的“忙碌”也从侧面证明了这类骗局依然有相当大的市场。刘洪斌显然不是个例，类似的借“专家”之名行欺骗谋利之实的养生节目还有很多，只不过尚未被监管发现、媒介披露而已。

这样的骗术为何能够横行至今，这样的骗子为何能广受欢迎，是需要追问的问题。

几天前，导演冯小刚又放了一炮。他说中国之所以这么多垃圾电影，部分原因就在于有那么多垃圾观众。没有他们去捧场，就不会垃圾票房。冯导的话有一定道理。垃圾电影之所以被大量生产，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有很多人愿意为它们买单。一些所谓“养生节目”与“垃圾电影”泛滥的道理差不多。但有观众为垃圾电影买单是一回事，让观众替垃圾电影多这一状况买单又是另一回事了。人民网的评论则指出，观众也是烂片的受害者，电影人不该埋怨观众，而要用好作品引导电影市场。养生专家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固然有许多观众为养生骗局买单，但他们也是这些骗局的受害者，让他们为科学传播的整体环境承担主要责任，是不公平的。

从科学传播的“生产者”立场来说，指责观众水平低更像是某种推卸责任的态度——做严谨高端的节目没人看，所以只能生产群众喜闻乐见的内容了。唾弃观众与讨好观众这两种态度其实非常接近。有些科技工作者往往看不起“观众”，认为普通大众反正理解不了这些专业知识，因此并不真正重视科学传播事业；而一些电视等大众传媒到是看重观众，无论是追求收视率还是营销效果，观众所好就投其所好。这两种态度都把观众视为死的“资源”，而非活的“对手”。事实上，观众既不是“垃圾”也不是“上帝”，观众与生产者一样，都是积极的行动者，是交流的参与者。内容生产者和观众之间，除了不屑和讨好，当然可以有更平等的关系，至少作为对手关系要比前两种关系更平等。

而这种“尊重对手”的态度，也正是如今的科普产业所欠缺的。那些被严谨的专家学者所忽略乃至抛弃的“垃圾观众”，他们的需求很容易被一些所谓养生专家填补。而当这些伪专家逐渐占据市场，这部分观众会愈加遭受鄙夷，最终伪专家们会更加如鱼得水。那么，这些“垃圾观众”（很可能还包括一些专家的父母长辈）是否真的无可救药了？他们要为骗子猖獗的市场环境承担罪责吗？

诚然，一些貌似“低端”的观众，往往深藏着一些陈腐的知识和顽固不化的偏见，这些陈腐与顽固或许成为他们受到忽略的原因，但在“刘洪斌们”眼中，这些则恰恰是有待把握的商机。而无论是严谨的学者，还是疯狂的骗子，他们都没有把这些陈腐与顽固当作有待应对的“挑战”，前者采取了某种程度上的听之任之，后者则选择以此谋利、不管其余。

有创造性的新产品往往胜在挑战而非迎合大众的习惯，例如在iPhone出现之前，大众还没有形成对智能手机的普遍需求，人们心目中的好手机主要集中在信号强度、续航时长、结实耐用等指标上，而iPhone种种不符合大众需求的设计首先挑战了人们的固有认知与习惯，然后以更为新颖并且符合心理的人性化设计，引导大众走向智能终端的时代。

在微信流行之前，谁能想到连开关机都困难的大爷大妈们能熟练地操作手机、刷朋友圈呢？在支付宝流行之前，谁能想到可能连电脑都没玩过的菜场大妈都学得会移动支付呢？所以，不应低估公众的学习和适应的能力，那些被刘洪斌的演技所吸引的观众们，同样也可能会根据恰到的引导和示范而调整自己的评价标准，真正接受科学知识和科学话语，而这一切，都取决于广大科普工作者的努力程度和创造程度了。

（作者系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