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77年恢复高考至今恰逢40周年，在历经多次大大小小的制度革新之后，2017年，新一轮高考改革正如火如荼。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教育家栏目将选取40年中的10个节点推出系列报道，记录恢复高考后的部分重要改革。通过回望这40年来高考改革“故事”，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认识高考这一牵涉民生甚广的教育公共政策，为回答“未来改革将向何处去”提供“经验”支持。恢复高考40年，改革一直在路上。无论“形式”如何变化，寻求更为公平公正的人才选拔制度，让每一个同样努力的人得到机会，让每一个不同特质的人能尽其才，这样的改革初心不会变。

1999年6月25日，央媒陆续发布“今年全国高等教育招生大幅增加”的相关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此前，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肆虐之际，曾被称为“高校扩招之父”的经济学家汤敏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名为《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扩大招生量一倍》的建议书，建议中央扩大招生数量。

这份建议被采纳之后，中央很快制定了以“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为目标的扩招计划。1998年12月24日，教育部颁布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到，到2000年，积极稳步发展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11%左右。

汤敏说，扩招为中国多储备了好几千万大学生。目前每年招收700万大学生，是大扩招前的近7倍。如果没有大扩招，可能会少培养几千万大学生。中国过去十多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经济体量达到世界第二，中国人才素质的整体提高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对扩招早有共识

“1998年经济危机，但是家长还是愿意把钱花在教育上。”5月22日，汤敏在《知识分子》举办的一次线下嘉宾对话上说，“教育不止是消费，大家都知道，教育还是投资，是为你的下一代，为你的孩子，为家庭，也是为国家投资。所以大家愿意花钱，因为是有回报的。”

汤敏说，他当时特地去查了世界银行的数据，有个数据是18岁到22岁“适龄青年入学率”，1998年中国是2.4%，加上成人高考，总共是4%。相比而言，韩国是51%，中国台湾是39%，中国香港是20%，都是中国的若干倍。而当时GDP不到中国的一半的印度是8%，印尼是10%，泰国是17%。

汤敏表示，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大学教育一直效仿前苏联的精英教育模式。精英教育就是把受教育的机会给少数精英，让他们免费上学。

他说，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1998年时中国一个高校教师教7个学生，而当时韩国的师生比是1比33，台湾是1比21，发达国家是1比15到20。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师资完全可以支持高校扩招。

事实上，1990年中国教育部门已经有规划，配合社会经济发展，高等教育逐渐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

1996年的《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提出，2010年高教发展目标：在校生增加到950万，毛入学率达到11%左右。随后的两年，扩大高校招生规模的呼声逐步升高，当时的教育部相关部门也就扩招问题进行过不同形式的研讨，并开始加快招生计划增长节奏。

汤敏认为，对于扩招在当时已经有一些共识，而核心焦点是扩大多少与速度的问题。当时教育领域有一种声音是希望多给一些时间，以做好准备，节奏上也更和缓一些。

1998年11月，时任亚洲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的汤敏向中央提出“三年内将大学招生人数扩大一倍”的建议，他提到的5点扩招理由是：当时中国大学生数量远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国企改革带来的大量下岗工人如果进入就业市场与年轻人竞争会出现恶性局面；国家提出经济增长8%的目标，教育被认为是老百姓最大的需求，扩招可以拉动内需，激励经济增长；高校有能力接纳扩招的学生，当时平均一个教师仅带7个学生；高等教育的普及事关中华民族振兴。

这份建议很快被中央采纳。

中科院研究员胡鞍钢、施祖麟在1999年2月撰文称，加速发展高等教育是扩大内需最优先的利国利民工程，应当及时列入中央决策与地方决策最优先的议程。同年3月26日，他们又明确提出，我国今后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方针应该是“加快发展、加速变革”。加快发展就是要扩大高等教育总量规模。

就业率成争议焦点

1999年，当高校扩招的消息传到浙江省台州市某县级非重点中学时，正在读高三的黄小花（化名）和她的同学们特别兴奋。她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介绍称，她的同班同学刘刚（化名）在60人的班里排名二三十名，“我觉得我们班就是他（受到）影响是最大的，因为高校扩招给了他一个希望，而且他也抓住了这个希望。”

当年9月，刘刚考取了山东的一所高校，四年后，刘刚考取了浙江大学的研究生，而今，刘刚已经是浙江大学的一名教师。

而1999年，也是黄小芳所在的高中截止那年为止高校录取率最高的一届。

根据教育部官网历年 “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1998年本专科招生人数为108.36万人，而1999年跃升到了159.68万人，当年扩招了约52万人。

当年，当黄小花如愿成为浙江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学生之后，她很快感受到了高校扩招给她的大学生生活带来的不同。

“上一届好像每班是20个人左右，我们这届是每班33个人，我们系这一级一共是65个人，上一级才47个。”黄小花对澎湃新闻说，尽管人数增多，但并没有感觉到造成校舍和师资等方面的影响。

但汤敏坦言，在短期内扩招唯一的短板就是大学校舍、图书馆、实验室不足。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对澎湃新闻表示，刚扩招的时候问题是比较大，校舍的扩建跟不上，但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校舍的问题已经慢慢地解决了。

高校扩招对黄小花冲击最大的是2003年毕业时。“因为我们那年就业的人数非常非常多，一下子出来。”黄小花说，虽然是从浙江大学这样的名校毕业，但是当时找工作还是挺难的。

汤敏认为，反对扩招的人往往会用当前的大学生就业难来非难扩招。他表示，扩招后，从1998年每年招生100万，增加到今天的700多万。但是扩招并没有扩出人来，如果不扩招，剩下的600万大学生中学毕业就得去打工，如不上大学，他们找工作可能会更难，他们拿的工资可能会更低。

根据麦可斯公司的调查数据，中国现在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大概在92%左右。在剩下8%没有就业的人里面，其中一半还继续在找工作，还有三分之一是准备考研、考公务员、出国留学，真正没有出路的大概不到2%。

刘海峰认为，高校扩招还带来了高校教育质量的问题。但他同时表示，中国很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这个问题也在慢慢地解决。

汤敏对此问题认为，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扩招后中国总体的高等教育水平是提高了。

为国家储备人才

来自山东泰安某县的李强1980年参加高考，他清楚地记得，高考那年录取率只有8%，他们县里的第四名只被一所大专录取了。而当他的女儿李莉2009年参加高考的时候，高校录取率已经达到了62%，他经常称，考上211大学的女儿如果在他高考的那年参加高考，可能连大专都考不上。

李强所言也许不是戏言。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说当时中国高考前还有预选考试，预选考试通过了才有资格进考场。“所以一组小数据，1990年我们招了60.88万人，大概40万专科生，20万本科生，如果拿今天的数据来对比的话，当年能够上专科的孩子，今天最差也是211。”

汤敏表示，中国过去十多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经济体量达到世界第二，中国人才素质的整体提高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非常骄傲中国在关键的时刻储备了大量的人才。”汤敏说，“从微观角度来讲，大扩招肯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从战略上来讲，扩招远远是利大于弊的。”

对于“扩招之父”这一头衔，汤敏觉得“不合适”，他说，扩招的功劳应该属于当时的决策者，他们当时顶着很大的压力，从国家的大局考虑，当断就断，该出手时就出手。扩招的功劳也应该属于各个大学的校长、老师，是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很好地完成了扩招的任务。

汤敏表示，世界在未来二三十年里面要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哪个国家人才储备得好，哪个国家跟得上这种新的变化，哪个国家就会先上去，否则就会被淘汰。在关键时期高校扩招为中国储备了这么一大批人才，这是最重要的。”

他认为，中国的大学扩招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它跟改革开放后当年恢复高考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如同所有的重大改革措施一样，扩招的过程中有很多问题，但是他还是坚持认为利大于弊，方向没错，时间过去得越久远远，它的重要性和战略意义越可以显现出来。

刘海峰也表示，高考扩招给更广大的青年学生带来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提高了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有着深远的意义，而面临的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等问题，国家也在高度重视，正在慢慢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