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黄辛

“目前，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等重大疾病严重威胁着我国人民的健康。推进健康中国的建设需要秉承科技创新的发展思路，从了解疾病的发展机理，到转化成为临床诊断治疗的成果，都需要有产、学、研、政等多方面力量的整合，这是我们发展的基础。”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詹启敏日前在2017领星肿瘤精准医疗国际峰会上表达的观点。

当前，肿瘤患者对精准医疗环境下更多实质性临床获益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以二代测序为基础并以其在临床中广泛应用为目的的推广模式已无法满足这一需要，肿瘤临床治疗亟待步入“精准医疗2.0时代”。

精准医疗如何做到精准

精准医疗已是全球共识。拥有八十多年历史的西雅图瑞典癌症研究所（SCI）是全球知名的肿瘤研究机构，SCI执行董事Thomas Brown在主旨报告中详细介绍了SCI所推动的“精准医疗项目”的进展和经验。

他表示，SCI对“精准医疗”的定义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借助患者（或患者肿瘤）的遗传及分子信息确定引发癌细胞的基因变异，再通过靶向药物在适用的情况下灭活癌细胞；二是针对每个患者独特的心理、社会和精神需求提供完整的支持性护理。

基于这一理念，SCI从人口健康、预防、诊断、预后、治疗和生存等方面统筹设计精准医疗项目内容，结合基因测序技术、恪守伦理要求的执行机制以及随访和信息更新等严谨流程，建立包含患者癌症类型，分子检测结果，实验室、病理和影像学结果及个人病史等信息的数据库，使深入挖掘患者数据和科研成果，制定针对带有特定基因变异的肿瘤的最佳治疗方案成为可能。

根据项目规划，到2018年，SCI将在其“精准医疗项目”中采用以全外显子组和转录组测序、蛋白质组学和免疫分析等为核心的应用。

而对于脑瘤的精准医疗，哈佛大学附属麻省总医院脑瘤中心执行董事、神经肿瘤部主任Tracy Batchelor则强调了脑瘤基因变异对临床治疗和预后判断的重要性。

Batchelor指出，在肺癌、乳腺癌和黑色素瘤等不同癌种中，都存在着典型的基因变异模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已经批准了数十种靶向药和一批临床试验。在脑瘤中，EGFR、IDH1/2和AKT等驱动基因变异的检测也影响着患者的实质性临床获益。这些基因变异对脑瘤不同亚型临床分期和治疗策略起到指导性作用。

在会议当天，领星生物还宣布启动“肿瘤精准用药临床研究基金项目”，支持临床医生对中国癌症患者的精准用药过程监测，以及临床耐药过程和耐药驱动的临床研究。据悉，领星生物将基于临床全外显子组测序的最全面基因变异数据，与患者病理资料和终身随访结合，打造完整的“基因+临床”精准医疗数据库。在此基础上，辅之以可实时监测肿瘤细胞动态构成的定制化循环肿瘤DNA监测产品以及海外资源对接服务，为中国患者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全时全程”精准医疗服务，由此开启“精准医疗2.0”的新时代。

免疫治疗将带来临床获益

上海市胸科医院肺部肿瘤临床医学中心主任陆舜认为，利用PD-1/PD-L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让患者主动免疫并临床获益，已经成为化疗失败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标准治疗方案。

陆舜还为与会专家介绍了其他潜在的生物标志物，如肿瘤突变负荷（TMB），并特别引用不久前刚发表的TMB与肿瘤免疫治疗相关性的一项CheckMate 026研究成果，讲解了使用全基因组测序进行肿瘤基因突变谱的检测评估TMB，从而指导非小细胞肺癌一线PD-1用药的有效性。

“未来，肺癌患者的临床治疗应联合放化疗、靶向和免疫疗法，优化各种临床评估和检测手段，并拓展跨适应症的研究，来延长患者的生存期。”陆舜说。

作为PD-L1的发现者，同时也是首个PD-1/PD-L1封闭抗体临床试验的发起人和主要参与者，耶鲁大学肿瘤免疫中心主任陈列平认为，免疫治疗在为肿瘤患者带来临床获益方面正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陈列平表示，通过将抗体药作用于与肿瘤细胞直接接触的淋巴细胞周围区域，可直击免疫缺陷的微环境，对免疫缺陷的局部进行“矫正”，利用恢复正常的免疫功能与肿瘤相抗衡。因此，相比传统的放化疗等方法，大部分患者对免疫治疗的耐受性更强。同时，他还强调了肿瘤免疫治疗在临床应用上的具体问题以及未来有关肿瘤免疫逃逸机制的更多发现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