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海洋》，［美］梅拉尼· L. J. 斯蒂斯尼著，祝茜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

▲《神奇的鸟类》，［美］保罗·斯维特著，梁丹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

■本报记者 胡珉琦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始建于1869年，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之一。提到它，人们最先想到的应该是它超过3200万件的藏品，尤其是那些非常珍贵的生物标本。

大家有所不知的是，在这个博物馆中还隐藏着一个秘密宝库，那是一座拥有50万册藏书的自然历史图书馆。从1877年开始，图书馆就开始收集资料，包括大量书籍和杂志，内容不仅仅涉及博物馆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自然科学的历史。

《神奇的鸟类》和《伟大的海洋》正是来自该图书馆近几年出版的“自然的历史”系列图书。

几世纪前的古籍仍魅力不减

与大部分偏重生物学解读的自然科普读物不同，引进这一系列读本的出版社最初看中的就是它的“历史背景”。

“这两本读本的核心并不是鸟类和海洋生物本身，而是它们的发现者、研究者，以及最早科学记录它们的古典书籍。”重庆大学出版社编辑王思楠介绍。

这一系列图书所涉及的每一个物种背后，记叙的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到20世纪，博物学家、探险家探索大自然的传奇故事。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书中包含了大量精美的插图。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了科学与艺术的巨大发展，当年，那些大博物学家、探险家所著的书籍，几乎每一本都是自然历史与艺术合一的杰作。那些插画有的出自作者本人，有的是由他们同样才华横溢的家人帮助完成。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鱼类部研究馆馆长梅拉尼·L. J. 斯蒂斯尼提到，到了20世纪初，随着摄影技术的进步，照片开始取代精心绘制插画的方法来描述新物种。“从20世纪到现在，发现新物种的速度有增无减，用照片来描述新物种的方法固然准确，但却失去了许多书中所选科学插画的艺术韵味。”

王思楠表示，书中所使用的每一张插图均来自于图书馆的珍本收藏馆，每一张都由专业摄影师至少耗时两三个小时翻拍完成，“要知道那是普通观众无法轻易接触到的历史顶级科学绘画作品”。

思想与艺术的结合，让这一系列图书充满了人文主义色彩。作者通过对几个世纪前的古籍进行新的挖掘和展示，证明时至今日，它们仍拥有着巨大的生命力。

从鸟类到海洋

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生物馆藏里面，鸟类标本是最多姿多彩的，它涵盖了现今全世界鸟种类的99%，包括那些稀有的、已经灭绝的鸟类。

试想下，历史上如果没有鸟类标本，鸟类插画师就没有可以绘制的“模特”，研究者也就没有新种可以描述。但是，在自然科学发展史上，在野外采集标本的采集师们必须冒着生命危险艰苦地工作，且未必有回报。

比如，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人约翰·古尔德带着动物标本剥制师约翰·吉尔伯特和团队两次深入广袤的澳洲，吉尔伯特所采集到的澳大利亚鸟类和兽类的新物种比其他任何采集者都多，为《澳大利亚鸟类》出版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这一路异常艰险，吉尔伯特在一次原住民袭击中，被长矛击中后不幸去世。以他名字命名的鸟类居然仅有一种，后人只为他留下了“为科学献身，光荣而伟大”的墓志铭。

在《神奇的鸟类》这本书中，图书馆甄选了博物馆珍藏的40本与鸟类有关的珍本图书，来挖掘故事，《澳大利亚鸟类》只是其中之一。

根据博物馆脊椎动物学部鸟类学分部标本馆主管保罗·斯维特介绍，世界上最早关于鸟类学的著作可追溯到16世纪，由贝隆、格斯纳和阿尔德罗万迪共同撰写。到了18世纪，随着探险家们对美洲、非洲、亚洲和太平洋的持续探索，欧洲收藏家的收藏柜里才有了新物种和来自异国物种的标本。19 世纪，欧洲殖民者的殖民地遍布全球，这是鸟类学发现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参与研究的就包括了大名鼎鼎的达尔文、华莱士、威尔逊等。

《伟大的海洋》里，故事的时间线索和《神奇的鸟类》几乎是相同的，只是发现的内容从鸟类到了更丰富而神秘的海洋世界。图书馆仍然选择了40本与海洋有关的珍本图书，试图寻找早期海洋先驱者的使命。

但有时，后来者对于这些先驱的认识是复杂甚至矛盾的，比如，著有《北美西北沿海的海洋哺乳动物及美国捕鲸业的报告》的19世纪美国商船船长查尔斯·梅尔维尔·斯卡蒙。他经历了那些年的海洋“淘金期”，一方面他航海技术出众，且是一个天才的观察员，记录鲸、海豹、海象这些海洋生物的习性、迁徙路线、食性、解剖特征，另一方面他也积极参与捕猎活动，简直就是一个残酷地把海洋哺乳动物捕捞到几乎灭绝的记录者。他的故事被称为“猎人对猎物的爱”。

尽管两本图书的内容横跨几个世纪，但读者不必为此感到苦恼，因为每个章节的设计都是相互独立的，人们可以随时进入任何一个故事之中。王思楠表示，由于原作者文本写作的风格朴实、凝练，篇幅又比较短小，普通受众在阅读上也不会有任何门槛。

科学艺术的吸引力

“一本书中的一幅绘画，一旦可以传递给新的读者，就可能获得更为广泛的读者。这样就能更好地向大众传播作者和插画师想要表达的信息。都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吸引读者，这种魅力远胜于单纯的文字描述，甚至是现代摄影难以企及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学术图书馆哈罗德·伯申斯坦研究室主任汤姆·拜恩说。

不得不提到的是，那些古籍的出版与当时印刷技术的发展是相一致的，才使得每本书有更多的、华丽的插图。为此，博物馆文物保护员芭芭拉·罗兹还特地用三篇文章来尝试解说这些印刷品的制作，向读者科普，书籍印刷处理技术是如何从最早的带有木版插图的少量印刷版本，到雕版和平版印刷术时代，再到今天的科学图鉴的。

也许是受此影响，这一系列图书的中译本制作非常考究，不仅对原版图书进行了全新的图文排版和色彩设计，在印刷上也是颇下功夫。

王思楠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为了最大程度地保证那些珍贵插图的色彩还原度，中译本专门定制了一种涂布纸。之前，广告海报、杂志内页所选用的涂布纸多是铜版纸，虽然色彩还原度好，但纸张亮度也很高。想要充分表现古典科学绘画的气质，必须降低纸张的亮度，尽可能减少反光。目前，这种定制的涂布纸已经越来越受到国内诸多博物学书籍的青睐。

“唯有了解，我们才会关心；唯有关心，我们才会行动；唯有行动，生命才会有希望。”珍妮·古道尔的话是王思楠最喜欢的自然格言。“我们尽最大努力希望去重现当年伟大的科学家和艺术家所描述与绘制的自然世界，是期待能够激发更多读者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行动起来保护它的今天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