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倪思洁

“我们是军队的，一般不怎么接受采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总装某基地轻武器试验所高级工程师黄雪鹰抱歉地向《中国科学报》记者笑了笑。但是，一听到话题与“军民融合”有关，黄雪鹰思考了一下，最终还是打开了话匣子。

“现在，国防系统的专利特别多，但是真正转到商业化应用的非常少。”黄雪鹰说。

去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印发了《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今年1月22日，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这些重要决策，被认为标志着军民融合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不过，在全国政协委员们看来，当下军民科技融合还有四道“坎”要迈。

管理体制不顺

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副局长李玉光和其他9位政协委员，一同递交了一份加快国防知识产权成果转化的提案。

“国防知识产权在军队主要由军委装备发展部国防知识产权局主管，在地方却没有对应的管理机构，地方国防科工局、知识产权局、科技厅等部门在职责分工上不明确，缺乏协同配合。”李玉光在这份提案中写道。

这一问题，黄雪鹰也深有感触。“军用成果要转成民用，还不太清楚具体要找哪个部门。”她说。

对此，李玉光建议，由相关部门牵头成立国防知识产权成果转化工作领导小组，建立系统谋划、整体布局的推进机制，统筹国防知识产权成果转化和产业应用。

解密制度不健全

今年两会期间，军委装备发展部国防知识产权局宣布集中解密国防专利3000余件，并陆续发布。这一举措引起了社会关注。

但是，在黄雪鹰看来，相比专利总数，解密和成功转化的专利数还不算多。“每年国防知识产权申请有4万多件。”黄雪鹰说。

她建议，国防专利的解密机制仍需完善。“有些成果两年就可以解密，有些需要五年才能解密，解密的界限还不分明，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单位来做这件事。不及时解密，也没法很快地转化成应用成果。”黄雪鹰说。

李玉光也在提案中建议，针对解密制度不健全的问题，应当由专门的保密与解密机构负责国防专利的保密与解密工作，每年组织专家解密不再需要保密的专利成果；细化国防专利的密级设置标准；对国防专利的保密期限设置有别于其他国家秘密的法律规定，建立责任机制，根据技术进步和技术替代状况适时调整保密期限；完善国防专利解密申诉、诉讼程序等救济机制。

“最后一公里”卡壳

市场需求是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运用的根本动力，相较于民间日渐兴盛的孵化、转化平台，国防知识产权成果的转化显得有些“落寞”。

“缺乏对接引导市场化、专业化运作的平台，导致许多国防知识产权成果在对接市场的‘最后一公里’卡壳。”李玉光说。

此外，黄雪鹰告诉记者，当下，非国防科技成果转化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产权分配机制，而国防知识产权的分配则并不清晰。“国防知识产权属于国家，个人也有相应的付出，但目前还没有看到很明确的比例划分。”黄雪鹰说。

李玉光建议，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有关规定，建立相对清晰的国防知识产权权益分类体系，科学确定知识产权机构主体和发明人的权属关系，将国防知识产权的权能区分为保密权、征收征用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转让权等，确定国家、国防单位和发明人的收益分配比例。

“民参军”门槛高

“军民融合最关键核心是‘民参军’。”在全国政协委员、空军装备研究院总工程师甘晓华看来，军民融合的挑战在于如何降低“民参军”的门槛。目前，“民参军”企业需要获得军用资质。“但合格证很难申请。”甘晓华说。

不仅如此，在经费申请和项目竞争方面，“民参军”门槛也比较高。“国防体系内部还是比较封闭的，国防体制外如公有制的企业、单位很难参与其中，很难获得预先研究费用或条件设备建设费用。”甘晓华说。

在甘晓华看来，要实现真正的军民融合，不仅需要让解密的国防知识产权转化为商业应用，更重要的是让民间力量参与到国防建设之中，因此，需要打破政策壁垒和政策中的条条框框，如此，才能形成真正的军民融合。

“我们要举全国之力，让国防体制外的技术力量，真正参与到国防建设之中。”甘晓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