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不断进行科技体制改革，“863”计划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但“863”计划的功绩有目共睹，目前我国计算机领域科研的领军人物许多是“863”-306的专家。中科曙光、科大讯飞、新松机器人等上市公司都是“863”计划支持的成果。华为、百度等龙头企业的研发骨干大多在读研期间参与过“863”课题。

“863”计划早期的专家管理经验尤其值得总结和发扬。我曾反复思索，为什么“863”计划给“曙光一号”课题的直接投入只有200万元，但曙光一号多处理机能作为全国的代表性科研成果写进199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为什么曙光1000课题的投入只有800万元，但曙光1000大规模并行机能获得国家科学进步奖一等奖，而现在许多课题动辄上亿元的课题经费，取得的成果却不尽如人意？“863”机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专家决策，为什么专家决策后来被“改革”没了？这是进步还是退步？“863”计划到底给后人留下了哪些历史经验和教训？

“863”计划实施以来的30年，我国科技形势变化很大。以目前在计算领域热门的深度学习为例，我国科研人员在深度学习方面发表的研究成果无论从数量还是引用率都已经超过美国，足以说明我们的科技力量比30年前强了很多。然而我们科技力量虽然强了，（年轻科学家）胆子好像比以前小了。由此我认为，“863”科学家对国家负责、敢想敢做、勇于创新这些好的精神尤其值得传承。

“863”早期，专家组机制曾表现出及时抓住市场机遇的灵活性。每年306专家组掌握的经费可能只有几千万元，但有单独的账号。对急需立项的项目，有些不到一个月就可以把经费划拨到课题组。这与后来科技部采取的所谓“进库”“出库”大不相同。信息技术变化很快，在“项目库”中沉睡一两年，机会可能早已丧失。

专家有局限性，官员也有局限性。专家中有了解国家战略需求的明白人，官员中也有懂技术的专家。简单地争论专家决策好还是官员决策好可能不妥，但专家组的集体意见必须得到重视。不能以专家的名义为官员个人的意见做背书。“863”后期有些项目立项，几乎所有专家（包括国外专家）一致反对，但几千万元经费照样拨出，这种项目失败的结局早可以料到。与“863”初期相比，我国的科技投入已有数量级的增长，但整个国家的科技决策能力并没有明显增长。“核高基”重大专项的决策摇摆也反映出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上的问题。总结“863”和其他科技计划的经验教训，首先要找到能做出正确决策的机制。

“863”曾经是高科技的一面旗帜，后来影响力下降恐怕不能完全归因于国家设立了其他科技计划，应该究其内在和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希望科技部和全国科技人员认真总结“863”计划的经验与教训，使我国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计算所首席科学家，本报记者赵广立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