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700年，人类文明高度发展，却因污染和生活垃圾大量增加使得地球不再适于人类居住。地球人被迫乘坐飞船离开故乡，进行一次漫长无边的宇宙之旅……

谁也不希望《机器人总动员》里的故事成为现实。可现实是，垃圾正在一点一点挤占我们的家园。据统计，全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有2/3陷入垃圾包围之中，有1/4的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

为此，有科学家提出创建“无废社会”的美好愿景。这能否成为破解“垃圾之困”的一剂良方呢？

无废是终极目标

我国是人口大国，必然也是固体废物产生大国。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各类固体废物累积堆存量约为800亿吨，每年产生量近120亿吨。

“如此巨大的固体废物累积堆存量和年产生量，如不进行妥善处理和利用，将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对资源造成极大浪费，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近年来一直在关注固体废物的再次利用，在他看来，固体废物是放错位置的资源，是可以资源化利用的。

事实上，资源的循环利用水平，是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发达国家的固体废物分类资源化利用起步较早，且由政府主导，逐步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发展模式。比如，在美国，为固体废物资源化产业制定了严格的管理规范，通过多维配套的经济手段鼓励企业充分参与资源化利用产业的发展。

环保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综合业务部副主任陈瑛坦言，与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资源利用政策法规、顶层设计、技术标准、产业发展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存在很多突出问题。

杜祥琬也在调研中发现，由于现有税收和政府补贴等覆盖范围有限、技术创新不够等原因，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普遍存在处置成本高、盈利点不清晰、经济效益差的问题，影响了整体市场活力。而公众对固体废物资源化认识不足、参与度不高，导致“邻避效应”凸显。

少废是现实选择

“如果对固体废物从源头上进行减量化，然后进行分类资源化利用、充分循环、妥善处置，最终建成‘无废社会’，必将带来显著的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杜祥琬说。

不过，“无废社会”的实现需要较长期的努力。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直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垃圾产生量也快速增长，同时我国又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人口密度大、人均资源占有量低、环境容量越来越小等问题，导致我们选择技术的余地越来越有限。

“固体废物资源化并不是无条件的，条件就是首先必须满足无害化要求，取得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之间的平衡。”刘建国说，“要实现三者之间的平衡，需要在区域层面上进行全系统全链条优化，并且以严格的环境监管作为保证，杜绝不符合无害化要求、以污染环境为代价攫取利润的资源化。”

其实，“零废弃”作为一种先进的理念，在国外环保界早已有之。它的重点是资源的3R合理管理，即源头减量（Reduce）、重复利用（Reuse）以及回收循环（Recycle），使最终送往填埋和焚烧的垃圾减到最少，无限趋于零，避免资源变成垃圾，提高资源利用的环境、经济和社会价值，将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无废’是我们追求的美好目标，就好比共产主义是我们的信仰一样。为了实现‘无废’，现在还要先扎扎实实做好‘低废’的工作，逐步朝‘无废’的目标迈进，就好比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但是还必须要承认我们现在实际上处于而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样。”刘建国说。

从垃圾分类做起

减量化是固体废物处理的有效途径。刘建国认为，在工业生产环节推行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在居民消费和生活环节提倡绿色消费和绿色生活，尽可能在源头减少固体废物产生，是最为经济高效、环境友好的固体废物处理方式。

这与杜祥琬提出的“无废社会”的长期目标不谋而合：一方面要求全民参与并从源头上尽可能减少废物产生量；另一方面要求通过分类资源化利用将产生的废物充分甚至全部得到再生利用，整个社会建立良好的废物循环利用体系，实现近零废物排放。

目前，我国单位GDP的固体废物产生量依然远高于发达国家，消费和生活过程中的过度包装、铺张浪费现象依然很严重，固体废物减量化大有可为。

“固体废物产生后减量化与资源化一样，必须付出相应的经济成本和环境代价。”刘建国进一步表示，实际上，大部分减量化措施同时也是资源化措施。一些具有显著减量化效果的技术必须在全局、全系统、全链条的层面上加以审视，才能确定其对环境保护是否具有正面意义。

他同时强调，实现“无废”需要构建产业共生的系统，这需要非常清晰的边界、精巧的设计和不懈的努力。

杜祥琬希望：到2020 年，我国固体废物的分类资源化利用应达到形成产业的坚实基础和初步产业规模；资源化利用技术体系初步完善，资源综合利用能力达30亿吨/年。到2050 年，固体废物分类资源化利用成为成熟而先进的产业，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标志和“中国梦”的要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