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云（右三）在坦桑尼亚佩雅村调研并指导农作技术

中国农业大学学生村庄调研

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李小云带领研究团队一直在非洲实地从事中国对外援助研究工作。在此期间，平行经验分享、科技理性漫游、模糊边界、援外专家身份认同、本土互动等概念不断被提出，借以探究日益加深的中非农业合作政策和实践。他们意识到，是时候对其进行系统性总结了。记者获悉，该团队研究成果之一就体现在日前出版的《新发展的示范》里。

事实上，“中国对外援助”一直是热度不减的话题。李小云团队研究证明，中国对外援助以技术、示范为核心，未带任何前提，给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一个新发展方式的可能选择。

如今，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中国人民决心与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创造人类美好未来的庄重承诺，而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被看成是兑现这一承诺的战略愿景。

日前，由农业部、教育部、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主办的推动“一带一路”农业合作论坛在北京举办。论坛上，中国农业大学宣布成立一带一路农业合作学院，并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南南农业合作学院。

“学校将通过政策对话、农业科技创新与传播、人才培养、新型国际发展知识生产等四大支柱为实现全球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提升世界粮食安全水平，推动国际减贫等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孙其信说。而来自援非农业的中国方案正是一个缩影。

无优越感：塑造实践中的新角色

非洲农业长期的发展不足促使国际社会将其列为国际发展援助的重点领域之一。而在非洲这片热土上，不同国家的发展援助方式不尽相同。

埃塞俄比亚外交和国际合作部负责管理发展援助的常务秘书对李小云道出了中国和西方的做法不一样。西方更热衷于帮助他们设计发展计划和政策，找他们商量如何和各个部门开会协调；而中国朋友更像企业家，忙着找市场、找合作，找他们解决项目中的具体问题。

事实表明，非洲国家也感觉到中西发展援助方式的差异。

实际上，中西方发展援助方式的差异体现在多个方面。以中西方国家援助专家为例，西方国家的援助专家会接受专门的全球化使命教育，带有西方文化“进步”思想，到非洲有类似于“传教士”的意义，而中国援助专家没有这种心态。

作为长期从事非洲研究的农业专家，李小云有切身体会。“没有西方专家那种优越感，看到的更多是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在文化上的相似性。”李小云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显然，这种心态塑造了中国援非农业技术专家在实践中的行动、角色和身份。

“不同视角反映出的中西对外发展援助的差异究竟代表什么，我们还不能断言。”李小云说，但他引用了国外学者De Hart所说的话：“全球发展已不再由西方国家所控制”。

随着中国对外援助规模的扩大和援助方式的日益多元化，李小云认为有必要在深层次上回应这一问题。

追溯中国的对外援助历程，经历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的一系列变化，特别是新发展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启动，标志着中国在发展援助领域由双边行为向多边制度化行为转变，也是中国介入全球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

在李小云看来，这个转变不仅是话语权层面的变化，还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从经济层面将中国和世界在“新发展”框架下连为一体。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绩是人类史上不曾有的，我们非常需要总结新的理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会有更大的参考价值。”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在论坛上表示，将中国转型的成功经验总结推广是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新挑战和机遇。

异域创新：科技理性的一场漫游

农业技术一直是中国援助非洲的重点。记者了解到，《新发展的示范》一书正是以中国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为研究对象，“具体而微观地从历史、技术、制度、文化等各个方面分析‘中国在非洲’这一宏观命题。”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武晋指出。

迄今为止，我国已在23个非洲国家兴建了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中心运营分为三个阶段，一到两年的基础设施建设期、三年的技术合作期、可持续发展期。

据悉，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是在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被正式提出的，是中国对非援助的八项措施之一。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徐秀丽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农业尤其是近30年的发展历程，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科技理性不断扩张的过程。“长期以来，中国在突破人地高度紧张关系情况下形成了依赖技术的路径，而非制度的创新。”徐秀丽解释道。

在李小云看来，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出现本身就是科技理性从中国向非洲漫游的升级版，是在原有实践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务实考量的综合产物。

李小云、武晋带领团队深入非洲，实地考察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日常运营状况，试图分析中国漫游性的农业科技理性在当地日常运行中遇到的挫折和反弹，尤其是中非之间关于农业与技术、示范与推广、援助与发展的不同认知。

以示范与推广的不同认知为例，中国科技理性的一个核心特征是政府主导，具体在农业技术示范和推广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互相协调，直接推动了政府、科技人员和农户之间协调机制的建立和稳固。

他们在调研时发现，长期受此熏陶的中国农业专家在非洲开展示范和推广中，也希望像在中国一样获得非洲政府和当地科技体系的支持。然而，往往事与愿违。“与中国不同，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的政府缺乏强大的财力支持和人力动员能力。”徐秀丽说。

显然，这种认知上的分歧和冲突无法避免，相互调试、相互学习将要时刻发生着。徐秀丽认为，这种双向学习的互动过程，对于宏观上的中非关系意义非凡，表明了一种新型中非关系孕育的基础和过程。

毋庸置疑，各国对外援助都反映了各自的文化和发展理念。“理论和经验的适用性取决于条件的相似性。”林毅夫表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较为相似的挑战，中国的发展经验会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启迪。

南南合作：提供发挥能动性空间

长期以来，中国强调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合作共赢、互惠互利的南南合作关系，鼓励通过援助与投资、贸易相结合来实现援助项目的可持续发展，进而提高伙伴国发展有效性。

农业技术转移和经济合作一直是南南合作的中心议题。“事实上，在过去五十年的中非农业合作历史中，农业技术的转移一直贯穿始终，并日益凸显为实现中国对外援助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齐顾波说。

具体到援助项目的实践过程，中国为激励运营单位，将援助款项交给运营机构，由运营机构来确定项目款项的用途、选择项目具体实施人员等。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唐丽霞看来，这就为项目的实施机构和个人提供了发挥能动性的空间。

确切地说，“如何平衡国家使命、公司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对于各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运营者来说，都有很多可以发挥能动性的空间。”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张传红指出。

“中国农技专家作为普通的个体、社会行动者，既有个人的经济动机，又承载着国家的政治使命、承载着中国梦，他们是中非国家之间的绿色使者。”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陆继霞说。

其实，回顾中非等南南国家间农业合作，可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间的农业合作提供借鉴，这也是各国专家学者在论坛上讨论的主要话题。

在论坛上，“我们正式发起成立中国南南农业合作学院和一带一路农业合作学院，就是更好地响应中国政府推动世界各国国际合作和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一条开放性举措。”孙其信说。

据悉，中国农业大学成立的一带一路农业合作学院是一个校级综合平台，旨在利用中国农业大学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各种资源，在农业领域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而中国南南农业合作学院是旨在依托“一带一路”农业合作的机制，共同推动新型南南合作，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贡献的新型机构。

在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对外合作办副主任张陆彪看来，两个学院的成立恰逢其时。他希望中国农业大学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充分发挥优势，开展复合型国际农业人才培养，引领全国农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服务于国家对外农业合作战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共享中国农村农业发展的经验，与农业企业走出去更紧密衔接，打造海外农业援外基地，促进各国实现粮食安全。

“加强‘一带一路’农业对外合作，使命光荣，任务艰巨，更需要责任担当。”张陆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