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好！ 我叫彭勃，是FAST工程副经理。我报告的题目是：科学魂浇筑大国重器。

我和南仁东老师都是王绶琯老院士的学生，又因FAST成了22年的工作搭档。

9月15日，我正在机场转机，手机收到一串儿短信。同事告诉我，南老师走了。

我呆呆地站在机场的大厅，心里空荡荡的。我不敢相信，与我并肩奋斗了20多年的“老南”，我那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同甘共苦的好战友、亲密无间的好兄长，就这样离我而去。

老百姓喜欢把FAST比喻成一口大锅。如果这么讲，那它就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难造的那一口锅！我们算过，如果用这口大锅煮粥，全世界75亿人每人都能分到两碗。

FAST直径500米，足足有30个足球场那么大。整个工程分成五大系统，每项工作都是千头万绪。

FAST各大系统都安排了总工程师。南老师作为首席科学家，本不必什么事都亲自把关。可实际上，我们设计的每一张图纸，他都详细地审核过，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指导意见。

他这样事必躬亲，是信不过我们吗？不是！是他肩上的责任太重了！对于“中国天眼”，我们盼了太久！如果设计不亲自过目、图纸不亲自审定，他心里就不踏实。南老师曾说：“如果FAST有一点瑕疵，我怎么对得起国家投资这么多钱？怎么对得起贵州政府的支持？又怎么对得起跟我们干了几十年的团队？”

南老师对工程精益求精。记得工程伊始，需要建一个水窖。施工方送来设计图纸，他迅速标出几处错误，打了回去。对方惊讶极了：这个搞天文的怎么还懂土建？

后来大家才知道，南老师是以“战术型老工人”自居的。不懂岩土工程的他，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学习相关知识，啃下了一个又一个“硬骨头”。

20多年为FAST奔忙的日日夜夜，南老师始终保持着为国家打磨好一座大望远镜的初心。正是这份初心，也将他打磨成了名副其实的“天眼”巨匠。

熟悉南老师的人都知道，他有个性、有棱角，更有股不服输的劲儿。

2010年，FAST经历了一场近乎灾难性的风险，那就是索网的疲劳问题。

从远处看FAST像一口大锅。实际上，它是由4000多块镜片、精密拼接成的一个整体反射面。控制镜片的，就是兜在镜面下方的钢索网。为此，我们设计了世界上跨度最大、精度最高的索网结构。与一般索网不同，FAST的这个“大网兜”，不但需要承受1600吨的重量，还需要像弹簧一样来回伸缩，带动镜片灵活移动，精确地追踪天体。

这样一来，无论是抗拉强度，还是使用寿命，FAST所需要的钢索，都远远超出了国家工业标准。我们从不同厂家购买了十几种钢索，但没有一种能满足望远镜的需求；我们查遍了国内外相关论文资料，就算是最好的实验数据，也只能达到我们要求的百分之五十……

然而，台址开挖已经开始，设备基础建设迫在眉睫。如果钢索做不出来，整个工程就要全面搁浅！

那段时间，南老师的焦虑几乎上升到了顶点。他整晚睡不着觉，有时候脸都顾不上洗。每天都在念叨着钢索、钢索。

在辗转反侧中，南老师意识到，超越性的技术是等不来的，更是买不来的。他毅然决定：没有现成的，我们就自己搞！

一场艰苦卓绝的技术攻关开始了。南老师带着我们绞尽脑汁地设计方案，咨询了国内几乎所有相关领域的专家。他亲自上阵、日夜奋战，天天与技术人员沟通，想方设法在工艺、材料等方面寻找出路，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泡在车间。

失败了，重来，又失败了，再重来……700多天难熬的日子，仿佛空气都凝固了一样，令人窒息。但只要南老师不说放弃，我们也一定能咬牙坚持！经历了近百次失败后，在南老师主导下，我们改进了钢索的制作工艺，成功通过了抗疲劳实验，终于研制出了满足FAST工程要求的钢索！

这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钢索，让FAST有了坚固又灵活的“骨架”；这种自主创新的技术，成功应用到港珠澳大桥等重大工程中，让国家和人民受了益。

对于“中国天眼”，南老师爱得那么深沉，爱得那么专注，爱得那么痴迷。

为了与各系统专家无障碍对话，他时时刻刻都在学习，渐渐把自己练成了通才。他的眼里容不下“沙子”，每个技术细节，他都要做到百分之百的确定，任何瑕疵都不会放过。

为了给祖国留下仰望星空的“天眼”，古稀之年的他，还拼了命地往工地上跑；100多米高的支撑塔，他都要第一个爬上去，直到为大射电望远镜事业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不得不这样逼自己。建设“中国天眼”是前无古人的浩大工程，绝非一帆风顺。22年，对南老师来说就是一段长征，期间的艰难曲折，风风雨雨，常人难以想象。

还记得在FAST概念酝酿期，我们提出了一种“主动变形反射面”的技术。能让不会动的望远镜动起来，让FAST更加灵活地观察宇宙。这无疑会极大增加整个工程的复杂程度。我把关于这项技术方案的四院士推荐信拿给南老师看，他说：“彭勃啊，你给我找了一个‘大麻烦’，把我逼得毫无退路了。”

后来，我才理解南老师那种矛盾又复杂的心情。当时，FAST已经设计了许多新技术，还要在8个鸟巢那么大的洼坑里，铺满这样精巧的镜片，每一片都要能动，难度之大，风险之高，可见一斑。为了把FAST建成世界最好的望远镜，南老师还是承担下了这个“大麻烦”，并使这个“大麻烦”成了FAST三大创新之一。

我常常在想，那时的南老师，一定经历了痛苦的心理挣扎和自我革命。我也常常感到愧疚，如果我们不这么“折腾”他，是不是师兄也不会走得这么早？

这个“大麻烦”，让南老师成了FAST团队里最勤奋的人，也是最累的那个人。一年多前的一次组会上，他嘶哑着嗓子说了一番话，便不得不提前离会了。那是南老师患癌症后，参加的最后一次组会。

那像是告别一样的场景令我至今难忘。每周一下午一点半的组会，我们坚持开了20多年。“周一下午见！”这是我们与南老师心照不宣的约定。而如今，天人永别，隔空相望！

22年前，南老师和我们一起惹的这个“大麻烦”，成了FAST工程的核心技术，也让FAST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的科学地标；

22年来，他从壮年走到暮年，把一个朴素的想法变成了国之重器，成就了一个国家的骄傲；

22年后，“中国天眼”已敏锐地捕捉到了9颗新的脉冲星，实现了中国望远镜“零”的突破。

我想，他的梦想已经实现，他的人生是充实的，他的事业是伟大的！

这段时间，我经常想起南老师。我给自己的微信起了一个昵称叫做TroubleMaker——惹麻烦的人。我想用这个名字纪念南老师，也激励自己，像南老师那样，踏过平庸，追求卓越，引领国际射电天文新时代。

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出大成果。把FAST人的科学魂，浇筑在祖国广袤无垠的大地上！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