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年来，古DNA开始成为考古学、遗传学研究中的大热门。每当发掘出远古时期的古人类和动物化石，古DNA测序都成为一些研究人员的重要备选研究方案。

研究古人类的新钥匙

古DNA的研究历史始自1984 年，当年英国 《自然》杂志上首次报道了从19世纪末已经灭绝的一种斑马标本中抽提出了DNA。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付巧妹的博士导师德国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斯文特·帕玻是人类古DNA研究的先驱者和奠基人，1985年时他就成功从距今约2400多年的埃及木乃伊中克隆出古DNA分子, 并通过DNA杂交和测序检测出了一个克隆分子含有人类DNA重复序列。

1984-1989年, 从事古DNA研究的科学家并不多, 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利用当时的克隆技术，但是克隆的效率十分低下，可靠性常常也难以保证。

美国著名生物化学家凯利·穆利斯1985年发明的PCR技术(聚合酶链式反应)后来带来了革命性的进步。PCR的最大特点，是能将微量的DNA大幅增加，可以解决克隆效率低的问题。另外，由于PCR扩增是在体外进行, 不会出现修饰或修补这个问题。1993年，凯利·穆利斯因为这项技术与另外一位化学家迈克尔·史密斯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在了解到PCR技术的好处之后，斯文特·帕玻等人1989年就开始应用这一技术代替常规克隆进行古DNA 的研究。上个世纪90年代前期，古DNA研究就掀起高潮，但是1994年以后, 许多科学家开始考虑古DNA的真实性问题, 并且验证出许多原来报道的古DNA其实是DNA污染的结果。

不过后来斯文特·帕玻等人对尼安德特人的研究证实了古DNA的存在，1997 年斯文特·帕玻实验室从尼安德特人中提取的线粒体DNA, 通过与现代人基因的对比，显示其与现代人的祖先相距甚远。2000年，奥夫钦尼科夫(Ovchinnikov )等人又报道了第二例来自尼安德特人的线粒体DNA, 他们的研究标本来自北高加索, 放射性测年时代是在29000年前, 该DNA序列与1997年斯文特·帕玻等报道的第一例尼安德特人的DNA序列只有3.48%的差异, 通过谱系研究表明, 这两者的遗传关系十分接近, 并在分支树上明显地与现代人分开, 而且这次实验分别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和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同时进行, 得到了相同的结果。这项成果不仅在人类起源上具有重大意义, 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了古DNA存在的可靠性。

此后，随着古DNA技术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古生物学等研究领域的研究人员开始应用古DNA技术，其开始成为研究远古人类的新钥匙。

古DNA测序的障碍和难题

古DNA的提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自然条件下，古生物DNA完好地保存下来并不容易。DNA储存在细胞核内，生物体在死亡过程中，细胞就会逐渐发生自溶，随着大量酶类如蛋白酶、DNA酶等的释放，细胞的DNA很快会被降解。另外，在高温和潮湿的条件下，DNA自身也容易发生水解、断裂。即便是还有部分细胞没来得及自溶或者水解、断裂，但是天长日久，其它微生物就会进驻组织或细胞，它们就像寄居虫一样，在那里吃喝拉撒、生老病死，所产生的酶类也会把原细胞内的DNA破坏掉;因此，一般死亡的动物和人的遗体，DNA很难完整保存下来。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吴秀杰对北京科技报记者表示，付巧妹也曾经尝试从生存在距今10.5万年至12.5万年之间的“许昌人”化石中提取DNA，但是没有成功。

“‘许昌人’遗址属于河湖相沉积，也就是在河流或者湖泊环境中形成的沉积，在这种潮湿的环境中，古人类和其它动物的DNA都很难保存下来。” 吴秀杰说。

就是得到保存完好的古生物DNA，实验室污染也是一个问题。德国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古进化遗传学家斯文特·帕玻教授说，为了得到可靠的古DNA样本，对分析的样本就必须在极其清洁的环境中进行，从而避免实验室中引入DNA的污染。

付巧妹表示，运用古DNA技术需要非常谨慎地判断和细致地操作，如何分辨并尽量避免污染是非常重要的步骤。在获取古DNA时，她往往选择在遗骨内部、受环境影响较小的部分提取DNA，实验操作也需要在超净室、超净台，以及其他消除表面污染的环境下进行。另外，由于全部来自母亲遗传的线粒体比来自父母遗传配对的常染色体数量多且容易抓取，因此常用来评估污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