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峰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正式发布是在10月21日，至今已经整整过去了40个年头。

今年以来，纪念恢复高考40年的活动和文章已有不少，40年前的许多故事又被人们广为传颂。其中流传很广的一个细节是，由于报考人数过多, 当时中国百废待兴，居然拿不出足够的纸张印考卷，最后中央果断决定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解决77级的考卷问题。

确实，1977年恢复高考是一个永留史册的传奇，是中国当代高等教育的新起点。“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印制高考试卷”的说法，表明最高决策者高度重视高考，连印制《毛泽东选集》都可以为高考让步。这一说法具有传奇性，增添了恢复高考故事的动人色彩。

只是历史事实与历史传说、后来的文字叙述之间，不一定存在着完全符合的情况。有时在历史事件发生后不久，传说和文字记载便偏离了历史客观事实，需要还原历史真相。关于1977年恢复高考时“调用印刷《毛选》五卷纸张印制高考试卷”的说法，就是一个大家熟知，却与历史事实不符的典型事例。因为此说与其他一些史实相冲突，存在着难以解释的矛盾，特别是后来许多人对此“决策”的诠释更与当时的历史实际不符。

作为1977年考上厦门大学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笔者对邓小平恢复高考的英明决断仍心存感激。原来笔者对“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印制高考试卷”的说法也没有任何疑问，但因为应约撰写恢复高考的研究论文，笔者曾到图书馆查阅1977年的报纸，发现“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印制高考试卷”是一个不准确，而且被过度诠释的说法。

笔者的根据是，在1977年10月份公布恢复高考之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已经全部印制完毕。因此，“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印制高考试卷”，特别是耽搁印制《毛选》计划，就成为一个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前有1977年3月1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的《出版说明》，4月开始正式向全国发行。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

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前夕，1977年9月8日，新华社发布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二亿册印制任务胜利完成”的消息，说从4月15日以后，“截至八月底，全国已经印制普及本、平装本、精装本共二亿册，繁体字竖排本、大字线装本也将在国庆节前后出版。此外，还翻译出版了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五种少数民族文版，印制了盲文版，外文已经翻译出版发行了日文、英文版，法、俄、西班牙文版将陆续翻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从发稿之日起，到全部完成印制任务止，只用了短短五个多月时间，出版速度之快，印制数量之大，发行范围之广，在我国出版发行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的。”这一消息随后在全国媒体上发表。在此前后，全国还“掀起了学习毛选五卷的高潮”。

也就是说，实际上，在1977年9月份之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已经全部印制完毕，而且是“胜利完成”两亿册的印制任务，所以12月份高考举行的时候，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耽搁《毛选》的印制任务。在1977年“两个凡是”还大行其道、个人崇拜仍然盛行的时候，高考还没有重要到能够耽搁《毛选》印制任务的程度。

1977年6月29日在太原召开的1977年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上，教育部副部长李琦讲话开头就说到，“当前，全国形势令人振奋。……全国各族人民如饥似渴地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后来又说，“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7月3日的座谈会简报也说“几天来，代表们认真学习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8月4日的《教育部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报告》中，也提到“必须认真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杨学为编：《高考文献》（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可见，就用1977年高考本身的文献，也可以证明决无可能搁置印制《毛选》第五卷的计划来印制高考试卷。当时只是有少数省份打电话到教育部，问能否动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剩余的纸张来印制高考试卷。当时教育部经过请示，同意可以用印《毛选》五卷剩余的纸张。最后高考报名人数不是最初预计的2000万，而是570万，减少了许多。因此是否有哪个省后来真正动用过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剩余的纸张来印制高考试卷，仍是一个有待证实的问题。

1977年恢复高考时“调用印刷《毛选》五卷纸张印制高考试卷”的说法，应加上“剩余”二字，虽然其决策的重要性和传奇色彩大大减低，但却符合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