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文静

1月9日，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颁发了包括最高科学技术奖在内的五项国家级科研奖励，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由42个科研项目摘得，“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发现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项目获得唯一的一个一等奖。

此次评奖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可能少有人知道，今年距离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奖（当时称作“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颁发恰好60年。

见证新中国科技发展历程

1957年1月，“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评选结果公布，这是新中国第一次颁发国家科学奖金。当年共有34项成果获奖，其中，华罗庚、吴文俊和钱学森三位科学家获得一等奖。该奖虽然由中国科学院组织评审，但实际上面向全国科技界，因此后来被追认为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奖。首届之后评奖中断，直到1982年举办第二届。从1987年举办第三届开始，该奖每两年评选一次，到1999年之后改为每年评选颁发一次。

60年的时间，国家自然科学奖见证了新中国科学发展的历程和变化。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获奖项目均为独立完成人，此后颁发的一等奖奖项绝大多数都是集体成果，包括1982年获奖的“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等项目。其中，研究团队最为浩大的获奖项目之一当属2009年获一等奖的“《中国植物志》的编研”，该项目由四代科学家历经45年完成，参与研究的单位有146个，作者312位，绘图人员达到164位。本次获奖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项目组也有着270余人的庞大团队。

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扬宗看来，这种现象体现着整个科学研究方式发生的变化。“从小科学到大科学，从精英的科学到大众的科学。”王扬宗说，“如今，大规模的科研项目越来越多，人员和经费也更充足。”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真真对此表示赞同：“随着专业细分程度逐渐增强和科学问题愈加复杂，科学研究越来越需要合作，项目合作加强、研究团队变得庞大就成为了一种趋势。”

让同行评议真正发挥积极作用

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的评审把回归“推荐制”作为一条主线，在拓宽推荐渠道的同时，强化推荐主体责任。本届评审明确要求推荐意见、项目介绍和客观评价内容必须由推荐方如实出具，其他内容现阶段虽然可以由完成人等提供，但也必须由推荐方审查并承诺对真实性负责，推荐单位和专家原则上要亲自参加答辩。

“推荐制在科学共同体内部越来越成为共识。”李真真说，“它能规避自报评奖的弊端，在入口就形成公正的状态。”

在王扬宗看来，同行评议能够发挥关键作用是确保评奖质量的重要因素。“以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奖为例，当时华罗庚先生的‘多元复变函数论及代数数论’的工作有16篇论文，有人认为其可得‘三个二等奖’，但不能得一等奖。后来在讨论过程中，大家认为华罗庚的工作主要在多元复变函数方面，是国际领先的工作，最后确认他的成果‘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函数论’应列为一等奖。”王扬宗介绍说，“华罗庚也是很有个性的科学家，在对其研究上报的推荐表上，华罗庚指定的成果鉴定人竟然是他的学生龚昇和陆启铿。他们当时都才20多岁，初出茅庐。但在华先生的眼里，他们最理解他的成果。最终，他们的鉴定得到了其他资深专家的认同。几十年后，‘多元复变函数论’被丘成桐等人认为是华罗庚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也是华人数学家在20世纪做出能超越西方或与之并驾齐驱的三项工作之一。60年前的评审专家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是很了不起的事情。由此可见，在当年的评奖过程中，同行评议能够起到关键的作用。”

如何保证同行评议能够真正发挥积极作用？李真真认为，建立公正、透明的评奖程序，重构科学共同体内的信任关系和塑造良好文化环境，让评奖回归科学本体尤为重要。

“报奖成了一个产业，评奖成了一片江湖，那是非常可怕的。大科学带来了多元价值的博弈，也带来了各种利益的冲突。尤其各种利益集团的形成，正在破坏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信任关系。如果这种信任关系被消解，评奖的成本将会非常高，对整个科学的文化环境产生恶劣影响，被破坏的环境下将更有利于利益团体的运作，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通过有效的程序及规则来避免利益集团运作和干扰评奖，进而重塑建立在良好信任关系基础上的文化环境。”

把评奖放在阳光下

当然，在评奖过程中，评审专家也会有一些争论。据王扬宗介绍，难得的是，早年评奖过程的记录，尤其是首届评奖的关键材料，都得以保留至今。“包括报奖过程、评审专家的历次讨论和评价等。这让我们看到了当时评奖的完整过程。”王扬宗说。

在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刘兵看来，保证评审机制的公正、权威、有透明度，正是树立国家自然科学奖良好社会形象的关键。“比如诺贝尔奖，当然其透明度也不够，在颁奖前后也会引起争议，但是它的评审过程、评审资料都有封档和存档，会在一定时期后解密。中国自然科学奖也应在这方面予以加强，这对研究当代中国科技史很重要。”刘兵说。

对此，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等评奖机构也正在作出努力。2015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初评结束后，奖励办即召开公示发布会，奖励办主任邹大挺介绍说，2015年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审工作与往年相比有两个“首次”：一是首次与初评结果一起，公布了参加初评会议的54个通用项目专业评审组的全部专家名单；二是首次开展了经济效益真实性核查试点。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随着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评审工作公开透明、全方位接受社会监督是一个趋势。是否公开专家名单、如何公开最科学，奖励办前前后后研究了三年。今后公布会评专家名单将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实施。”邹大挺说。

社会关注度仍大有可为

从1957年至今，国家自然科学奖共颁发26次，一等奖共有12次空缺。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在刚刚结束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期间表示：“近五年来，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审向着公平、严格的方向发展，自然、发明、进步三大奖的平均数为307项，与上一个五年平均数355项相比，减少了48项。特别是2015年和2016年，三大奖总数都已控制在300项以下。”

在王扬宗看来，“宁缺毋滥”的态度也是保证评奖水准的重要原因。这样的标准在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奖的评奖过程中就已达成共识，即获奖名额“一般应从严，特别是一等奖宁缺毋滥”，科学奖金应主要依据学术上的创造性进行评比，不应夹杂着资历、学术地位等其他条件。

“为了鉴定有关成果的国际水平，当时的专家们进行了认真的文献调查。”王扬宗说，“如化学方面，对于兰州大学教授朱子清等人的贝母植物碱工作，最初曾估计可列一等奖，后来认为其化学结构合成工作尚未开始，只能得二等奖，再后来进一步考虑国际上能做结构工作者颇多，而他们的工作在结构方面也未能完成，最后建议列为三等。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所以在60年之后，当时获得一等奖的三项工作经过了时间的淘洗，仍然属于中国现代科学家在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工作之列，当年的评审工作也经受了历史的检验，是严谨的，令人尊重的。”

在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奖评选之时，评审专家就达成共识，为了维护该奖作为国家最高科学奖的权威性，得奖成果代表着我国的科学水平，一方面一定要以国际水平为尺度，另一方面也要照顾到我国的具体情况，充分发挥科学奖金对于科学研究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屠呦呦并没有获过国家自然科学奖，但是获得了诺贝尔奖。当然这并不能说明国家自然科学奖存在问题。但也要看到，国家自然科学奖不应该是一个孤立的奖。如果我们国家自然科学奖没有评出的奖项，频频获得世界级的大奖，会让该奖项的含金量贬值。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刘兵说。

国家自然科学奖代表着我国科技的最高水平，但与诺贝尔奖等相比，该奖的公众关注度还是不够。在刘兵看来，这与该奖项的重要性不相称。“从公众理解科学的层面讲，要树立该奖的公众社会形象，在传播力度和效果上还大有可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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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获奖者的“不完全梳理”

梅开二度者

本次获得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忠贤，此前曾两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分别为1989年的“液氮温区氧化物超导体的发现及研究”和2013年的“40K以上铁基高温超导体的发现及若干基本物理性质研究”。

在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评选历史上，如此梅开二度的科学家还有一些。比如，生物化学家邹承鲁以“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主要完成人的身份获得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5年后，他又凭借在“蛋白质功能基团的修饰及其生物活性之间的定量关系”方面的研究再度夺魁；植物学家王文采则凭借“《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与《中国高等植物科属检索表》的编写”和“《中国植物志》的编研”两大项目分别获得1987年和2009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拒绝者

1957年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成果共34项，本来还有一项成果被评为三等奖，但因被原定获奖者、古生物学家、中科院古生物所所长斯行健拒绝而放弃了。

那次评奖，斯行健报了一项成果《陕北中生代延长层植物群》。在书中，他率先指出了我国中生代植物群演替规律，并提出了我国中生代陆相地层的划分方案。这是他总结多年古植物研究心得，为石油地质服务的心血之作。这项成果被评为三等奖。斯行健在公布之前知道了评奖结果，十分失望，他立即表示“要求撤回，不然就要停止工作”。虽然经竺可桢等中科院领导的说服工作，但斯行健最终还是希望撤下自己的名字，认为三等奖对于他不是鼓励，而是打击，不必再考虑。1964年7月，斯行健病逝，终其一生也未获国家科学奖。国家自然科学奖恢复举办后，斯行健参与过的两项成果被他的同事和学生报奖，获得过两次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唯一的外国人

1982年，英国生物化学家、科技史家李约瑟等人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李约瑟因此成为该奖设立以来唯一一名获奖的外籍人士。

1954年，李约瑟写作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发展成七大卷20余册，内容囊括中国的数学、物理、生物学、医学、农学、工程学、军事技术等方面，对重新认识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约瑟难题”引发了海内外学者的诸多讨论，至今不绝。

1994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开始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并于1995年开始评奖，专门授予那些对中国科学技术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外国人或外国组织。

中学物理老师

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获得者向来不乏来自研究所、高校的知名科学家。然而，1987年，一名看似普通的中学老师也跻身了一等奖得主的行列，他就是包头市第九中学的物理教师陆家羲。

陆家羲长期从事组合数学研究，1961年完成《柯克曼四元组系列》论文，后专攻“斯坦纳系列”，创造出独特的引入素数因子的递推构造方法，1983~1984年间在国际期刊《组合论杂志（A辑）》发表了6篇“论不相交的斯坦纳三元系大集”论文，解决了多年来困扰组合设计领域学者的国际难题。

1983年10月，陆家羲到武汉参加中国数学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人们对其研究成果惊叹不已。会议结束后，陆家羲从武汉回到家中，却因劳累一病不起，再也没有醒来，年仅48岁。

最受争议项目

2014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授予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尧学团队的“网络计算的模式及基础理论研究”，获奖理由是该研究在国际上率先提出透明计算的新概念，突破了冯·诺依曼结构的局限，成功研制出了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超级操作系统和一系列具有原创性与系统性的重大创新成果，对促进我国计算机及相关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这一项目获奖的消息却引来了强烈的争议。有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就获奖者脱离科研一线十几年、成果重复“云计算”无创新、论文引用情况表明缺乏国际影响等提出质疑，指出这一研究工作与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得奖标准相去甚远，并引发了对国家自然科学奖评奖标准和过程的讨论。

（艾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