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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珉琦

一年一度的全球科学盛宴——诺贝尔奖揭晓仪式即将在10月初陆续进行。美国时间9月21日上午，专业信息服务提供商汤森路透旗下的知识产权与科技事业部也发布了最新的“引文桂冠奖”名单，以预测在今年或不久的将来可能获得诺贝尔奖（以下简称诺奖）的科学家。这是诺奖开奖前一项颇为有趣的活动，也成为科学圈这段时间内的一个热点话题。那么，预测诺奖，其依据是什么？其中又有着怎样的规律可循？

引文桂冠奖or周期性规律

人们之所以对汤森路透有着某种程度上的信任，是因为它是根据来自其引文数据库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以确定诺奖颁发的学科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科研人员。在过去的14年中，每年发布的引文桂冠奖已成功预测了39位诺贝尔奖得主，其中9人当年获奖，16人在两年内获奖。

但质疑它的人的依据是，截至去年，汤森路透总共颁出的“引文桂冠奖”有近260个，如果以准确率计算，预测结果显然是不成熟的。

不过，这不妨碍它继续这项有意思的工作。今年的引文桂冠奖得主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与引力波探测以及与促进癌症免疫治疗发展相关的发现和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有两位华人科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的张锋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卢煜明入选了化学领域的获奖名单。张锋在老鼠和人类细胞中应用了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卢煜明在孕妇血浆中检测到胎儿游离DNA，取得无创产前检测的创造性成果，9月19日他还刚刚获得2016年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

除了机构预测，不少科学家也积极参与，通过这种兼具科学性和娱乐性的“活动”，让科学变得有趣且更具亲和力。最近，在科学网博主中，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研究员许培扬、第二军医大学教授孙学军和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施郁分别就生理学或医学奖以及物理学奖作了预测。不过，他们的预测结果显然与引文桂冠奖的获奖名单有较大差异。

许培扬认为，刚刚夺得了今年拉斯克医学奖的关于细胞对氧气的感应机制的发现有理由拿下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不仅仅因为拉斯克基础医学奖可以被看成诺贝尔奖的风向标，孙学军更直言，上世纪90年代这种让人们对生命现象，尤其是对生物感受氧的分子机制的知识，属于“世纪贡献”，夺得诺奖应该只是时间问题。

施郁早在去年对诺奖的预测中，就提出了一个关于物理学奖颁奖的周期性规律。他在整理了本世纪以来物理学奖获奖研究领域的情况后发现，从2001年到2008年，正好是完美的两个“周期”。在每个周期里，会严格按照原子分子与光物理、天体物理、凝聚态物理、粒子物理这样的顺序进行轮转。也就是说这4个领域中，各个领域每四年得一次奖。当然，他也强调，这个周期性规律不是绝对的，但起码相邻两年的获奖领域是不一样的。

今年，仍基于四大领域轮流转的规律，施郁一开始认为物理学奖将授予自由电子激光的发明。但由于这一主要贡献人在今年去世，所以他又聚焦在很长时间没有获奖的基础凝聚态物理领域。因此，他推测，评奖委员会关注的首要候选人应该是拓扑绝缘体的开创者。

“对诺贝尔奖的预测，在一定的时间尺度范围内是可以做到的，但如果精确到某一年的确很困难。不同研究领域之间难以衡量高下，可以确定的只是领域内的突出贡献和顶尖人物未来有得奖的可能性。”施郁说。

总之，预测本身即代表着一种关注，无论这些预测是否准确，通过这样的活动吸引更多人参与到了解科学和科学内容上来，甚至可能给一些科研人员和管理机构在选择科研项目上积极的启示，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新近热门or时间检验

无论许培扬还是施郁，在他们看来，当年或者近年来大热的研究领域尽管受学界的关注程度很高，但是很快获得诺奖的可能性相对较小，比如引力波探测、癌症免疫治疗、基因编辑技术。

“诺贝尔奖的获奖成果必定是国际科学界公认的，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许培扬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这也是为什么当年的引文桂冠奖获奖者夺得同年诺贝尔奖几率不高的原因。

不过，也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与新近的研究应用相关的基础理论的发现或者创立。比如，2007年，日本京都大学物质—细胞统合系统据点iPS细胞研究中心长山中伸弥与英国发育生物学家约翰·戈登在细胞核重新编程的机制研究领域作出了重大突破，仅时隔5年就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而绝大多数情况下，诺奖颁奖的滞后性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审、科学作者张田勘看来，恰恰是诺奖文化中最鲜明的、最一以贯之的特征之一——科学文化。“它所选择和表彰的科学成果一定代表着人类科学技术和知识发现的结晶，是被实践长期检验过的真理，因而最大程度地体现了真实与客观。”

如果不这么做，究竟会带来哪些后果？回顾诺奖百年来的历史，有一些失误是评委会永远不会忘记的。

在194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葡萄牙医生莫尼茨，评委会认为他用手术切除部分大脑额叶白质的方式是对治疗精神病的特殊贡献。但而后的疗效表明，这种方法对很多患者是一种严重的摧残，他们不是成为植物人就是变得像幽灵一般。

同样让诺贝尔奖评委会难堪的，还有1948年的获奖发明——剧毒有机氯杀虫剂DDT。随着DDT的广泛使用，它带给地球的不是福音而是灾难。它不仅杀死了大量无辜的鸟类、昆虫，对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还会积蓄在植物和动物的组织里，甚至进入到人和动物的生殖细胞中，破坏或者改变遗传物质DNA。几十年来，整个人类为这种剧毒杀虫剂付出了巨大代价。直到1997年，评委会公开表示，为将1948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DDT的发明者而感到羞愧。

“因此，尽管现在的诺贝尔奖关注民生和实用，希望成果尽快得到检验，但它也比任何时候都坚定地秉持长期对全人类甚至扩展到地球生态有利的最高准则，而避免那些现阶段有争议的成果和发明。”张田勘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2010年“试管婴儿”技术的获奖。获奖人英国生理学家罗伯特·爱德华兹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体外受精研究，从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到获得诺奖，就有近30年时间，其间有400多万试管婴儿得以降生。最终，他能战胜长期的激烈的伦理争议以及一些负面社会影响，是因为时间。时间让他的获奖变得实至名归。

单一学科or交叉学科

当然，诺奖所体现的科学文化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现实和历史的变化而改变的。张田勘介绍，在诺奖颁发的100多年历史中，20世纪上半叶与下半叶，尤其是与21世纪的近几年相比，学科交叉发展明显而稳定。“过去诺奖的选择一般都局限于一个学科的发现，往往是各个学科之间的单打独斗，这反映了科学发展之初的一种现实，在不毛之地，只要稍用一点功夫和多洒一些汗水，就可能创造成果，获得发现和发明。”

但今天的诺奖显然不同以往，它的选择很多都放在了多学科结合所产生的成果上。统计显示，百年来，有40%以上获奖者的研究领域属于交叉科学。

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获奖的磁共振成像技术是物理学与生物医学的结缘，被视为物理学反串或拓宽了医学；对细胞膜通道的发现，这实质上是化学与生物医学的结合，也即生物化学的内容；在超导体和超流体理论上作出的开创性贡献，也与生物医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目前，超导体材料已被广泛应用于核磁共振成像和粒子加速器等领域……

在一项以国际著名综合学科期刊Nature和Science发表于2007—2011年的论文数据为基础，揭示论文在发表后三年内平均被引频次与学科交叉度关系的研究中，科学家发现，尽管两者间并非正相关，且不同学科领域之间存在差异，但在绝大多数学科中，当有4~6个学科相互交叉的研究，其引文影响是最大的。

“这对国内科研文化的构建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张田勘说，国内传统的科研氛围常常表现为一种各自为战的状态，而不是一个动态的开放、合作的系统。事实上，学科交叉、学术交流和团结合作是获得创新性成果的关键，这就要求国内的科学机构能够建立起团队合作文化氛围的新机制。

无心插柳or有心栽花

因为2015年屠呦呦的得奖，国内的诺奖情结宣泄达到了高潮，我们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急切地盼望国内科学界能再创历史。不过，大多数科学家还是表现出了一种应有的清醒。

199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英国科学家理查德·罗伯茨在2015年公开发表了一篇颇有意思的文章，他总结了想要获得诺贝尔奖的10个重要“忠告”。

“无心插柳”是获得诺奖的首要法则，也是最重要的法则，罗伯茨不惜强调了三遍。“不要期望，想都不要想自己会获得诺贝尔奖。如果你能够做自己能力范围内最好的科研、提出好的问题、努力解答、寻求那些奇怪的结果，说不定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其他九条不一定有用，但绝对有趣，而且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比如合作求小而精，不求大而全；到一个曾经获得过诺奖者的实验室工作；在一个将会获得诺奖的实验室工作；不要套近乎或者公关；还有就是，学生物。

“事实上，罗伯茨的忠告还告诉我们，不要太过在乎诺奖的原因还在于，它不代表一项科学成果最终极的价值。”张田勘坦言，有很多诺奖级的成果并没获奖，但丝毫不能掩盖它们对人类和自然的贡献。

施郁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关注和感受诺奖，更重要的是在坚持诺奖所倡导的文化和价值观下学习怎样做科研。“对更多国内的科研人员，尤其是那些立志成为科学家的学生而言，了解一段科学史、一个科学人物，学习一个伟大的科学发现是如何产生的，比仅仅知道这个发现成果本身更重要。像诺奖得主那样做科研，比计划一个诺奖成果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