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妇联一项针对北京、南京等城市15所高校大学生的调查发现，经历过不同形式性骚扰的女性比例达到57%。有学者调查1200名女大学生，其中有44 .3%的人表示曾遭遇性骚扰，而且不少受害者曾遭受过两次甚至三次以上。该调查也发现，23%的女大学生认为当前性骚扰的“情况很严重”，60.4%的女大学生认为“情况严重”。
“你这还是要去国外留学的人，一点都不OPEN。”临近夜晚10时，在北京某茶艺馆的7号包厢内，一名教授约前来咨询留学事宜的女学生喝茶，并让她翻译自己朗诵的英文，其间试图强行拥抱这位女生。女生拒绝了，但教授仍在靠近……
这是北师大学生康宸玮举报该校某学院副院长骚扰学生的视频片段，更多细节记载于他8月31日发布的《沉默的铁狮———北师大校园性骚扰调查纪实报告》里。而这只是他报告中“情节最为恶劣”的一起。据康宸玮不完全统计，2007年至今北师大校园内共有60起性骚扰事件确认发生。
事实上，类似性骚扰事件不只发生在北师大，在各大高校曾经发生。中山大学性别文化研究专家柯倩婷告诉南都记者：“教育是基础的，校方应该首先理解校园性骚扰对学生产生影响有多严重，不能为了顾全颜面，而将问题藏在黑暗里。”
44%受访者曾遭遇性骚忧
李晓是安徽合肥工业大学的学生。去年10月底，她正在准备期末英语考试。由于忘了时间，在过了晚上11时后，自习室的人陆续散了，就剩下她和一个男生。此时，男生突然过来搭讪，“我今天晚上注意你很久了，你好漂亮，尤其是腿很美。”李晓告诉南都记者，“他当时坐在我的前面一排，然后那个手就往我腿上摸。”她被吓得赶紧扔下书跑出教室，而男生跟着追了出来。所幸，她最后甩开对方。回想起这件事，李晓还留有阴影，从此再也不敢自习太晚。
南都记者了解到，此类性骚扰事情在各大高校时有发生。如5月17日，北大学生反映，一个一米七左右，操东北口音的男青年来校园直播约北大女生，并“说一些下流无耻”的话；5月30日，浙江大学女生厕所中发现微型摄像头；6月15日，一名南京大学的女生在教学楼内午睡醒来，在裤裙上发现了疑似精斑的残留物。
2014年10月30日，在一次“高校预防和制止性骚扰机制研讨会”上，全国妇联一项针对北京、南京等城市15所高校大学生的调查发现，经历过不同形式性骚扰的女性比例达到57%。会上，有学者调查1200名女大学生，其中有44.3%的人表示曾遭遇性骚扰，而且不少受害者曾遭受过两次甚至三次以上。该调查也发现，23%的女大学生认为当前性骚扰的“情况很严重”，60.4%的女大学生认为“情况严重”。
权力关系下的性骚扰隐蔽
关于校园性骚扰的定义，目前尚未有明确说法。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时，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构投诉”。这是“性骚扰”一词首次出现在中国的法律条文中。中国政法大学刘小楠教授告诉南都记者，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后，虽然加入了性骚扰的禁止性规定，却没有对性骚扰做出界定，也没有对什么是性骚扰行为进行列举。
在一篇名为《我国校园性骚扰的防治》论文中，山东大学的邱立伟提到，关于校园性骚扰，美国妇女教育课程国家顾问委员会作出了如下界定：学术界的性骚扰是指教师使用权威去强调学生的性状态和性认同，使学生无法享有完整的教育机会、权益与范围。国内有关学者也对此进行了界定：指行为人或受害者至少有一方是学校成员的性骚扰，包括不受欢迎的肢体、言词或非言词及利用互联网或现代通讯工具传递的图像、声音、言词等令行为对象不愉快的行为。
南都记者梳理发现，关于性骚扰的界定大致有两个前提：一是“不受欢迎的”，即违背他人意愿的行为，多发生于公共空间；二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而做的威胁、强迫等行为。而后者是高校里典型的性骚扰事件。在浙江某高校任职的刘兰还记得自己读研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女生，因不堪导师骚扰和威胁，最后选择退学，而“老师继续做禽兽”。
类似案例并不少见。去年8月，安徽巢湖学院学生处处长拿毕业证威逼利诱女生。最为人熟知的是，2014年厦门大学历史系原教授吴春明诱奸女学生。该教师被举报以指导女学生论文为由，伺机侵扰学生。事后以毕业工作保研保博为名，或利诱或威逼。
柯倩婷告诉南都记者，有学生曾向她反映被老师骚扰。她认为，教师性骚扰学生的现象处于更隐蔽的状态。这类老师控制学生，通常以浪漫爱的形式开始，提供更多的机会与关注。当事件本身在权力关系时，遭遇性骚扰的学生有时还会被怀疑和污名化。
性骚忧对人的心理影响
与厦大博导诱奸女生事件相似，发生在台湾的一起大学校园性侵案，被改编成了电影《不能说的夏天》。影片又名《寒蝉》，秋深天寒，蝉即不鸣，意指受侵害的女生噤若寒蝉。影片讲述的是女主角白白在被自己敬仰的教授性侵后，面临心理崩溃及维权的经过。“发生这些事，你还有脸来学校！”“是不是你去勾引李教授的？”白白不仅遭受同学议论、辱骂，就连同被侵犯的两位女孩也不肯站出来为她说话，甚至帮教授掩盖罪行，而且自己的母亲也质疑她。
影片之外，现实中的校园性骚扰事件也有类似情况。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的何言，刚入大学时曾遭遇“咸猪手”性骚扰，由于没有证据，她从未向任何人提及。直到交男朋友后才第一次倾吐出来。出乎意料的是，她感受到对方一丝嫌弃。当有女生被骚扰时，总有声音将错误归咎于受害者，“这或许就是很多人被骚扰，被猥亵甚至被强奸而不敢声张的原因。”
广州心理专家胡慎之分析，在本来觉得安全的校园环境里，遭遇性骚扰对人产生的心理影响包括：安全感的丧失、人际关系有所改变；怀疑自我认知和判断，“被侵犯的女性常表现出自责，她们不敢跟别人说，不知道如何应对，还有强烈的困惑、羞耻和愧疚”。
而对于实施骚扰行为的人，有时他们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而是在表达一种情绪，“处在压抑状态的骚扰者，通过露阴、咸猪手等方式表达压抑，做了这些事情后，他们有的会很后悔、愧疚甚至罪恶。在缺乏其他排泄方式和未及时进行强制性心理矫治的情况下，这种压力又变成他们再次实施性骚扰的动力，因而导致恶性循环。”胡慎之说。
专家观点
建议加强反性骚扰教育不能把问题藏在黑暗里
今年5月，在北大女生频频遭遇直播男骚扰后，不少北大学生义愤填膺，自发成立护花联盟，哲学系大二学生李浩田便是其中一员。他告诉南都记者，当时学生们讨论很多应对措施，“有师兄甚至提议搞一个打人小组，不过从来没有行动过。”
在9月份入校前，正在哈佛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的史奇，接受了一次在线的校园性骚扰课程培训，大概一个小时的视频和PPT，内容包括性骚扰和强奸的定义，遇到性骚扰可采取的措施等。培训完后，每个人还要进行测试才能登记选课。
从上海交大毕业后，何言到了俄亥俄州立大学读研。她告诉南都记者，当发生类似事情后，学校会提醒学生注意安全，并附上投诉途径。此外，校方还经常发邮件做问卷调查，“比国内大学考虑周全太多，更重要的是这里并不觉得受到强奸或者性骚扰是难以启齿的事。”
杜克大学的刘康教授告诉南都记者，美国高校对校园性骚扰的问题尤为重视，“因为这关系到权力和权利的问题，学校一律禁止有这方面的交易。”同时出台各种针对教师、校工和学生的法令和规定。当学生举报遭遇性骚扰时，有专门的委员会介入调查取证。
2014年10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首次明确教师不得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但对于教育提供者在防治性骚扰的义务仍没有明确规定。中国政法大学的刘小楠教授认为，性骚扰一般是在私密环境下进行，很难举证。为此，她建议，关于预防校园性骚扰的要求应该上升到法律层面，并制定具体细则，明确预防和制止性骚扰的主要责任部门。
胡慎之则建议，高校应加强反性骚扰教育，让学生对性骚扰有清晰的认知，同时重视学生的心理辅导。
在柯倩婷看来，目前国内高校处理校园性骚扰时，采用的是“问题颠倒，责任颠倒”的方式，为了顾全学校或教授的颜面，而牺牲学生的利益，“这完全违背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不能把校园性骚扰问题藏在黑暗里。”
(应受访者要求李晓、刘兰、何言、史奇为化名)
采写：南都见习记者 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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