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科学界和公众互动频繁，美国科学界和公众互动如何？对此，我们采访了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核工程系助理教授侯嘉羽。他认为，我们更应该考虑的是，作为有责任心的成年人，如何为下一代创造能最大程度激发他们兴趣和热情的环境。比较直接的方式是将博物馆融入国民教育中，例如华盛顿的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2015年接待了700万参观者，但它不收门票，维护和扩展馆藏的巨额费用有六成来自政府拨款，其余主要由社会捐款承担。虽然孩子并不一定完全了解博物馆里的馆藏，但兴趣的形成往往是在这漫不经心地游览中完成的，之后才有可能出现艺术的共鸣和科学的启蒙。

中国青年报：据您了解，美国科学界是怎样和高校、民众互动的？

侯嘉羽：以我所在的核科学和工程专业为例，美国核学会(American Nuclear Society, 以下简称ANS)是业内最大的非营利性科教组织。它的一部分职能就是促进公众对核科学核技术的认知与理解。作为核学会的成员，我每年都会收到免费的海报和宣传手册，做面向公众宣传之用。借助这些材料，身边的亲友可以一目了然地了解一些核科学的基本知识，例如辐射常识等。这十分有助于消除部分民众“谈核色变”的心理。同时，ANS会组织针对教师的培训，以便更有效地将科普带进中小学课堂。

中国青年报：为什么基础科学在美国受到特别重视？

侯嘉羽：首先是受到开拓创新精神的感召。其次是充分理解，并不是每一项基础科学研究的突破都能立刻带来可观的收益。这意味着，科学研究本身也是要讲“情怀”的。美国拥有大量可支配的资源、成熟的科研设施和丰富的科研人才，这使得她可以相对从容地通过政府层面进行一些“去功利化”的投资。

中国青年报：美国的科研评价机制、社会价值判断对基础研究有怎样的影响？

侯嘉羽：除了充裕的资金和人才储备，公开透明的竞争机制和评价体系同样不可或缺。

比如，高校各个专业院系都会周期性地接受同行评议，由校外的专家和学者评分。此外，还有独立的调查机构定期发布针对该专业的量化统计，其标准各异，但通常包括学科建设、学术成果、对学生的资助和教育环境的多样性等。这些数据不但为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提供帮助，校方也会据此调整对各个专业的扶持力度。

当信息透明达到这样的程度，科研进展的每一小步都被放到显微镜下评判，每一点瑕疵都被从业人员所洞悉，课题负责人甚至所在学校的名誉就完全与自身的努力紧密结合起来了。

中国青年报：在对基础科学研究人才的培养上，美国高校或科研机构具体是怎么做的？

侯嘉羽：以我所在的核能领域为例，美国能源部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才，每年支出500万美元资助近百位本科生和研究生完成与核能相关的学位。获奖学生每年暑期还能得到进入国家实验室实习的机会以及额外的差旅费用。这些学生的总数乍看并不显眼，但在核能这个相对较小的领域还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民间组织也有不可小觑的贡献。比如ANS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学术出版物、举办学术会议、会员费及社会捐赠等。它每年通过奖学金资助超过20名优秀学生，并且已帮助近70所大学建立起学生分会。这些分会可以利用总会拨发的经费和组织资源举办讲座和参观活动，资助学生参加学术会议，让在校生尽早获得实践经验。

我个人认为这些资助非常重要。归根结底，科研只不过是无数可选择的职业中的一种，如果仅仅试图通过崇高的目的来拉拢人才而忽视了物质上的保障，那么大概最终绝大部分优秀学生都会被高回报的行业所吸纳。

中国青年报：结合你的经历与观察，你认为在孩子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中，美国政府、社会是如何培养孩子的创造力与探索精神的？

侯嘉羽：我们更应该考虑的是：作为有责任心的成年人，如何为下一代创造能最大程度激发他们兴趣和热情的环境。比较直接的方式是将博物馆融入国民教育中，例如华盛顿的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2015年接待了700万参观者，但它不收门票，维护和扩展馆藏的巨额费用有六成来自政府拨款，其余主要由社会捐款承担。虽然孩子并不一定完全了解博物馆里的馆藏，但兴趣的形成往往是在这漫不经心地游览中完成的，之后才有可能出现艺术的共鸣和科学的启蒙。

另外，美国文化的多元性也使得社会能够以更加宽泛的标准定义成功。如同金钱不应成为人生唯一的目的一样，科学也不是世界上唯一崇高的事业，但如果我们给予所有选择充分的理解和支持，允许孩子在成长中尝试、摸索甚至失败，那么最终每个人都能在属于自己的领域中找到合适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