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由化石能源向清洁能源转型的世界大趋势中，中国在生物质能源起跑线上已经落后，综合全球生物质发展及国内能源需求的增长、消费结构、对外依存度、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等因素，中国应该比任何国家都更加重视发展生物质能源。

■本报记者 贡晓丽

生物质能是产业扶贫与农民增收的一个最佳结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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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50年的快速发展，生物质在世界一次能源供应结构中占比已达到10%左右，成为第四大能源，在世界能源最终消费总量中生物质也占到14%。从全球来看，生物质多联产发电、成型燃料供热、一代燃料乙醇、生物天然气的技术、装备和商业化的运作模式已经成熟，产业规模正在快速扩展。

相比全球范围内生物质发展势头，我国的发展却并不尽人意。两院院士石元春曾发表评论文章称，由于我国生物质能源起步较晚，市场主体只是一些实力较弱的中小民营企业，整体上水平不高。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的相关扶持政策以及资本与金融的介入尚未到位。

因此，业内人士判断，“十三五”以及未来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的生物质发展仍任重道远。

发展现状不如意

近日，记者参加了新能源商会举办的生物质突破研讨会，会上专家的发言，也佐证了石元春对生物质能源现状的评价。

据生物质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凤起介绍，在“十二五”的原定目标中，到2015年，生物质产业要形成较大规模：在电力、供热、农村生活用能领域，初步实现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在交通领域，扩大替代石油原料的规模；生物质能利用技术和重大装备技术能力显著提高，促进一批技术能力强、规模较大的新型生物质能企业，形成较为完整的生物质产业体系。

在分析了2015年生物质能各领域的产量与规模之后，周凤起认为，产业现实与“十二五”规划对生物质能产业的总体要求，仍有较大差距。

“我们现有的正在运行的生物质发电机，锅炉的效率比较低；污染物排放标准提高导致运营成本提高；电价补贴不能及时到位，很难实现保本微利。”周凤起分析生物质发电的情况时说。

“生物质成型燃料的最大障碍是有些地方环保部门没有达成共识，有些地方将其定为高污染燃料，阻碍了产业的健康发展。”周凤起说。

而生物质燃气的挑战，则是规模化沼气工程所需要的多元原料的储运体系，仍然有待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生物天然气工艺和装备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消纳存在市场壁垒；设备标准化、成套化水平比较低。”周凤起说。

生物质液体燃料——生物柴油与燃料乙醇，同样遭遇产销不通的尴尬。燃料乙醇还存在资源障碍。“甜高粱、木薯、甘蔗这些原料，是被普遍推广的燃料乙醇原料，从整体上看，目前我国缺乏有效组织，种植粗放、品种单一、科技投入不足。”周凤起分析说。

甜高粱等作物具有耐寒、产量高等特点，我国又有大量的荒山、荒地等边际土地，可以开发种植此类植物，但是目前缺乏对这些土地利用的合理评价和科学规划，这些土地不能被有效利用，提供原料资源。而第二代纤维素乙醇开发目前还有技术障碍，还没有规模化的生产设备，技术上有待突破。

扶持政策不可少

在由化石能源向清洁能源转型的世界大趋势中，中国在生物质能源起跑线上已经落后，综合全球生物质发展及国内能源需求的增长、消费结构、对外依存度、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等因素，中国都应该比任何国家更加重视发展生物质能源。石元春在上评论文章中提到，虽然目前我国生物质的发展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困难，但是经过十余年的实践探索，其多功能性和不可替代性显示了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十三五”以及未来的一段时期内，应力挽颓势，迎头赶上。

原国家财政部国家农业综合开发评审中心主任王征认为，生物质要想改变现状，在“十三五”期间有所作为，一定要有新政策落地，政策工具不可或缺。

作为能源，其价格参照物就是国际油价，油价涨跌对生物质能的收益影响巨大，因此，应对生物质能源生产企业实施弹性补贴。“在市场环境里面，要选择一个杠杆，而这个杠杆，必须具有弹性。”王征说。

除了对生产企业的补贴之外，对原料基地也应实行补助制度。因为目前生物质能源的原料供应还不能完全满足生产需求，在不增加耕地的前提下，如果非耕地、山林地用来种植生物质原料，王征认为，国家应该给予一定的补贴。

政府还应设立产业引导基金。“我们必须吸引大量的社会资金投入到国家急需的短缺的生物质能源里面来。”王征介绍说，“生物质能源领域，目前设有中小企业基金、创投基金、先进制造业产业基金、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基金等等来扶持一些小型和新兴的企业。”

政府提供融资担保也是政策工具之一，以此扩大企业融资规模，提升企业资金聚合能力。“‘十八大’以来，各级政府利用财政专项资金设立了各种类型的投融资担保公司，为中小企业、新兴产业、生物质能源、光伏发电、健康产业等提供担保，国家财政资金给予帮助、扶持，为中小企业的投融资提供方便，这也是我们这几年探索的路子。”王征说，“在一个国家的宏观体制方面，规划产业发展的时候，上下游都须考虑。”

此外，示范基地补助政策、税收优惠政策，也都是生物质产业急需的政策工具。

开拓发展新模式

规划在前，如何解眼前之困，周凤起认为，要加强部门合作，强化责任担当，落实国家扶持生物质产业的各项政策，要从产业最上层追究责任、弥补缺失。

事实上，企业正凭一己之力，努力探索生物质开发模式的创新与突破。精准扶贫，作为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个高频词汇，也是中国政府今后一段时间对扶贫工作治理的指导性思想。如何通过产业扶贫，实现农民增收，减少农村贫困人口，并结合生物质推广，早已被敏锐的企业所察觉。

“生物质能是产业扶贫与农民增收的一个最佳结合点。”武汉凯迪集团格薪源生物质燃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金亮说。格薪源目前正致力于构建现代农业秸秆治理体系，依托生物质发电，助力精准扶贫。

“我们每年秸秆的资源获得量大概在3.5亿到4亿吨，相当于1.7亿吨的标煤，如果我们把这些资源全部用于发电，可能每年产生的电能大概在4500亿千瓦时。”李金亮介绍，公司在燃料收集方面创立新的模式，直接与农民对接，在田间进行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的直购模式。

“精准扶贫是当前扶贫工作的新模式，是造血扶贫的一个重要转变，推动农作物秸秆的利用，让贫困地区的农民加入到我们当中来，就能实现家门口的致富。”李金亮介绍说。

作为一个留学生和创业者，北京海珍志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康一群也早已看到精准扶贫与生物质结合的潜力。“生物燃气项目是精准扶贫的最有效方法。”她认为，产业发展的第一步，就是所有企业要进入技术博弈阶段。“技术博弈成熟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了资本博弈，开始资本化，企业间产生并购，这样才能变成一个非常成熟的产业。”

目前看来，生物质行业并没有进入到博弈阶段，“现在圈内人谈得更多的还是一个项目，钱从哪来？”对此，康一群仍然乐观，“生物质应该到了一个拐点，就是它马上要进入技术博弈阶段了，只要一项新技术出来，能够产生投资回报率，民营资本、市场资本一进来，它的技术革新会非常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