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风风雨雨，张丽珠利济为怀，以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救人无数，在医界同行和广大患者当中赢得了崇高的威望和声誉。

■王传超

张丽珠（1921年1月15日~ ）

张丽珠生于1921年，是我国著名妇产科学家。她抗战期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后来赴美国从事为期三年的研究工作，主攻妇科内分泌学、局部解剖学和肿瘤早期诊断；之后受聘去英国做妇产科临床工作并通过英国国家考试，获得英国皇家妇产科学院文凭。新中国成立后，她于1951年回国，次年就职于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后来参与创建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后更名为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并长期领导该院妇产科的工作，数十年来致力于我国妇产医学的研究和临床工作，并不遗余力地培养人才和进行学科建设，是新中国妇产科学的重要开拓者和现代生殖医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培育了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

“全面发展女生”

张丽珠祖籍云南大理，于1921年生于上海。她的父亲张耀曾是同盟会早期成员，民国初年曾三度出任司法总长，母亲赵玟早年曾在日本东京女子师范大学学习幼儿教育。幼年时期她随家人在北京生活，直到1929年父亲决定举家迁往上海。

到上海后，张丽珠进入智仁勇女子中学小学部读四年级，两年后又升入该校初中部。1934年她在上海市教育局组织的初中毕业会考中考取甲等，并获得奖状奖品及报纸表彰，之后她继续在本校高中部学习，直到高二时转学到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学。她天资聪颖，又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往往能够轻松取得好成绩。当时女中为提高学生们的课业水平和综合素质，经常举办英语演讲等竞赛活动，并聘请社会名流担任评判，她总是能在活动中拔得头筹，颇为引人注目。学习之余，她自幼性格活泼、体魄强健，在课外生活的各方面都是积极分子。她曾作为主力队员进入上海女排参加1935年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并带领全队获得冠军。除排球外，她也是学校篮球队的主力。而从运动场上下来，她又能很快拿起笔杆子，化身“女秀才”，能文能武，令同学们钦佩。在文艺方面，她也不甘人后，喜欢唱歌，有时还会登台表演话剧。好的条件加上自身努力，高中毕业时，张丽珠被工部局女中评为该年级唯一的“The All-round Girl of 1937（1937级全面发展女生）”。

毕业后，张丽珠投考了中央大学的航空工程系。在当时，这对一个女生来说，显得有些疯狂。但事出有因，从她个人来讲，无论在家里还是学校里，她受到的教育都是男人能做到的，女子一样能够；从当时的社会来说，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尤其是受1932年淞沪抗战时空战场面的刺激，“航空救国”的思想得到很多人的认同。1937年夏天，张丽珠一边参加上海女排备战第七届全国运动会，一边对搏击长空满怀憧憬，忙碌而充实，内心满怀即将开拓未来的激动。

可7月7日日寇挑起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战局很快恶化。虽然张丽珠如愿以偿地被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录取，但当时局面非常混乱，中央大学已着手迁往大西南，要去学校报到颇费周折，更何况当时日军飞机经常深入内地狂轰滥炸，兵荒马乱，路上也不太平。家里人实在不放心让张丽珠一个年轻女孩孤身踏上前途未卜的报到之路，她只好从命，先到暨南大学借读了一学期的物理，之后于1938年转学到圣约翰大学去读医科。

1939年，在完成医预科的学习后，张丽珠通过严格的选拔考试，正式进入医学院学习。圣约翰大学的医学院要求很高，从1906年开始，其最低入学要求已达到美国A级医学院的标准，教学一般使用最新的外文原版教材，教学活动与日常生活中也全部用英语，与同期美国的医学教育相比也没什么差别。在这样的情况下，医学院的淘汰率是很高的，医预科的200~300人中只有40人能进入医学院学习，而这40人中也很难全部都坚持到毕业。圣约翰医学院全部56年的历史上，毕业生总数仅有466人。张丽珠是1939级医学院学生中的佼佼者，她在医本科阶段的成绩，除第一学年为全班第二名外，其他三年均为第一。

虽然学习本身对张丽珠来说也许没有太大压力，但在当时外敌入侵的大环境下，学业与生活也并不十分轻松。张丽珠十分珍惜国难当中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埋头学业。圆满完成医学院第四学年的课程后，1943年下半年开始，她到上海红十字会第一医院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实习。这次实习令她终生难忘，使她感受到作为医生的使命感、荣誉感和责任之重，开始从一名医学生向医生转变。1944年夏，张丽珠终于从医学院毕业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同时还在毕业典礼上收获了该年度最优秀毕业生奖（The Best Graduate of 1944）。毕业后，她经人介绍去沪西产妇科医院担任住院医师。

游学与归国

在医院从事妇产科工作后，张丽珠在看门诊、上手术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很快成长起来。外部环境也在不断变化，1945年，抗战取得胜利。1946年，随着中美通航的恢复，她准备像无数前辈那样去国外游学一番，以增广见闻、拓展自己的知识结构和业务水平。

1946年9月，张丽珠乘船东渡美国。抵达纽约后，她决定接受巴克斯顿医生（Charles Lee Buxton，1904~1969）的邀请，先去哥伦比亚长老会医学中心（Columbia Presbyterian Medical Center）进修。巴克斯顿在医学界是一位颇具传奇性的人物，其“最为重要的贡献还是能够敏锐地抓住学科发展当中那些有潜力的研究方向，然后找到合适的人来从事这些方向的研究”。张丽珠到达纽约的时候，他正在开展妇科内分泌学的研究，四处招兵买马。张丽珠幸逢其会，由此开始涉足内分泌学最尖端的研究。在研究的同时，她还努力在附近的高校如纽约大学医学院、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进修相关课程。尤其后者，她在诺瓦克（Emil Novak，1884~1957）、特林德（Richard Wesley TeLinde，1894~1989）、伍德瑞夫（J.Donald Woodruff，1912~1996）等妇产科学界的权威人物指导下，在局部解剖、妇科手术方面获取了大量临床经验，并系统地学习了妇产科病理学、妇科内分泌学的知识。

忙碌起来，时间总是很快，转眼到了1947年的下半年，张丽珠的学习已经告一段落。她感觉比起在巴克斯顿的实验室里对着兔子做实验来，自己还是更喜欢做临床，实实在在地为别人解除痛苦，于是就转到纽约医院的妇产科工作，这对她来说压力不大，心情也愉悦。半年后，她觉得自己还有余力做一些研究工作，就到医院对面的斯隆-凯特琳癌症研究中心（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与美国人莱斯利（Eugenie P. Leslie）一起研究细胞学检查方法在早期癌瘤诊断中的作用，合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美国女医师协会杂志》上。

在纽约期间，张丽珠虽然忙于学习和工作，但不再像大学那样独来独往，而是经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其实她的性格一直比较外向，只不过抗战时期在日伪统治下难以发挥，到了美国的广阔天地，很快就活跃起来。当时，她经常参加中国学生基督教协会组织的活动。这是中共领导下的一个外围组织，新中国成立后曾与留美科协一起积极组织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在这些活动中，张丽珠听了不少关于国内的时事报告，由此接触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她对国内局势的认识。

1949年，张丽珠突然接到了英国伦敦玛丽居里（Marie Curie）医院的邀请，让她赴该院做癌瘤早期诊断方面的研究工作。恰好张丽珠也想考察英国的医疗制度，因此欣然应邀。抵英不久之后，张丽珠还是想继续从事临床工作，于是转到伦敦海克内（Hackney）医院，在著名妇产科医师道兹女士（Miss Gladys Dodds）指导下担任妇产科总住院医师。道兹在当时被公认为是“伦敦最好的妇产科医师之一”，张丽珠深深受益于她丰富的临床经验，多年后还能形象生动地追忆起当时的典型病例，用来给学生讲课。

1950年10月，张丽珠参加英国的国家考试，获得英国皇家妇产科学院文凭，就在她开始准备参加进一步的文凭考试时，中国国内形势和国际政治格局都处于激烈变动之中。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周围对新中国不友好的言论和行为越来越多，她深感痛苦与恐惧，于是决定尽快回国。但她去买船票时因为用的是国民政府的旧护照，居然被要求出示新中国的入境许可证，这让她惊怒交加。经过一番周折，她终于收到官方电报通知“欢迎你回国”，惊喜于新中国办事的高效率，并带着胜利得意的表情购得了回国船票。船抵香港时，有人劝她：“像你这样的人，何处不可为家？”虽然在出国前已父母双亡，按说应该毫无牵挂，但张丽珠还是坚定地想要回去。

1951年7月，张丽珠终于回到上海。几年不见，换了人间，新中国创建伊始，万象更新，人们满怀豪情地要建设一个新世界，张丽珠也开始了崭新的事业与人生。

风风雨雨五十年

回国不久，张丽珠经人介绍，结识了化学家唐有祺先生，并于1952年年初结婚。由于唐先生的研究方向比较专门，要找到合适的岗位不容易，而张丽珠的工作相对容易找，最后她决定去北京。这年夏天，她到卫生部去申请工作，被分配到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妇产科，由此与北医结缘。

新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人总是分外敏感的。第一天报到，让她在某份证明文件上签字的时候，院党总支副书记笑着说：“有些留学回国人员往往签的是英文名字。”从此她特别注意，不论是说话还是讲课绝对不漏一个英文字，这对于留学归国人员来说是极为少见的。

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很少，因此每个人都被使用得很充分，张丽珠的主要任务有两块：一是在附属医院妇产科做临床工作；二是给北医的学生上专业课。因为有经验的大夫比较少，比起国外来，她有更多的机会去做手术，也因此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同时，她在局部解剖学等方面的功力也在临床上显现出来。有一例剖宫产后出血不止的患者从晚上到次日中午就是下不了手术台，有人喊来了张丽珠。她凭着早年打下的厚实基本功，迅速地缝扎了出血点，手术很快就结束了，那种自信神态和娴熟技能常使助手们惊叹不已。

走出手术室，张丽珠在讲台上又是一位优秀的教师，口齿清楚，条理清晰，出口成章，没一句废话，既能从浅显的临床病例引导到深奥的理论，又能把繁杂的理论分清层次，指出重点，那时并没有计算机，但她的讲话似乎完全能表达出图像，课堂效果一直很好。而在课堂之外她又是学生们的好朋友，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无论是临床、教学，还是研究，张丽珠都做得有声有色。因此她的节奏是非常紧张的，忙得连家都顾不上。1953年儿子昭达出生，她满月后就去上班，给孩子喂了一个月就回奶，胀得非常难受。吸取了这一教训，1954年女儿昭华出生后，她立即回奶，以至于女儿没有吃上一口妈妈的奶。有时候想起孩子来，张丽珠是有些遗憾的：“跟别人家里是不一样，所以我也常常觉得自己没尽到母亲应尽的责任，我也没享受到许多天伦之乐。有年暑假，正好有一天两个孩子都在家里，我躺在躺椅上，这边看看女儿，那边看看儿子，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但这样的时候也不是很多。”

孩子出生后，她一如既往地埋头于工作，从不请假，有时候感觉有点不舒服，她就注射庆大霉素将病情控制住，以免耽误公事。当时医学界对庆大霉素的副作用还缺少认识，而且注射前不用像青霉素那样做皮试，因此张丽珠习惯了使用它，最终导致听力受损。

1958年，北医三院创建，张丽珠直接参与了建院工作并担任妇产科主任，从此在三院一直干到退休。多年后，她写道：“现在三院已盖上多个大高楼，在楼前的喷水池不可再见，熟悉的小路已然不通，认识我的小花也被深深埋葬，历史的遗迹已逐渐消失。”伤感之中，包含的是深厚的感情。

在北医工作将近五十年，酸甜苦辣备尝，其中有两次下放经历给张丽珠带来了强烈冲击。一次是1965年响应“六二六指示”参加北医三院通县巡回医疗队为农民服务，这是她首次深入农村，受到极大震撼，感受颇多，写了一篇题为《不了解农村就不能为农民服务》的文章表达自己所见所思，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另一次是“文革”当中作为“革命对象”带着沉重的心理负担和对前途命运的恐惧被下放到延庆医疗队。三十年后她刻画当时的感受：“下车还没停下脚，延庆医疗队领导即派我到对角石山沟里执行任务……走在那崎岖的羊肠小道上，左边是峭壁，右边是悬崖，身上背着沉重的行李包，而心里的包袱就更重了；这次进来山沟，还出得来吗？”但她克服了恐慌，仍然将精力投入到为患者解除病痛中去，以至于延庆县医院的人说当地的宫颈癌手术都让她做光了。

五十年风风雨雨，张丽珠利济为怀，以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救人无数，在医界同行和广大患者当中赢得了崇高的威望和声誉。

自主研究试管婴儿技术

多年以来，张丽珠对医学进展的把握是敏捷到位的，经她提出的研究课题往往有着广阔的远景。回国之初，她指导学生开展的课题“硫酸镁对子宫收缩的影响”至今仍是研究热点。在三院多年，虽然临床工作非常繁重，可她一直坚持基础、临床两手抓，于1978年创立了生殖内分泌实验室，开拓相关研究。在研究方面，她最广为人知的成绩是做出了中国大陆第一例试管婴儿。

作为妇产科医师，多年来张丽珠接触了大量不孕不育症患者，对她们的病情了如指掌，对她们的痛苦感同身受，并深知这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婚姻和家庭问题，还会因一系列伦理与心理反应引发诸多社会问题，直接关系着人们的身心健康、夫妻感情、家庭和谐乃至全社会的安定团结。为了在临床上解除这些患者的问题，将她们从水深火热的痛苦之中解救出来，张丽珠在生殖内分泌实验室开展的工作一直关注着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试管婴儿技术的出现，让她看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

出于作为医师治病救人的责任感和作为母亲将心比心的悲悯情怀，张丽珠于1982年决定开展试管婴儿的研究工作，此后几年一直将大量精力放在这一研究上。

在了解了关于试管婴儿技术的基础知识后，张丽珠就组织妇产科的同事和研究生们，与北医基础医学院组织胚胎教研室一起开展相关的研究。一开始，条件是非常艰苦的，没有科研经费，缺少仪器设备。就这样白手起家，张丽珠和大家一起惨淡经营、步步前进。

试管婴儿技术出现后，也有外国专家来中国推广，并先后在中国台湾、香港地区顺利取得成功。但他们在北京、广州等地连续做了十多例，却无一成功。令他们感到困惑的是，居然找不到卵子！根据多年的经验和调查，张丽珠找到了问题的根源，抓住了在国内开展试管婴儿与国外的一个重要不同之处：西方女性没有孩子是因为她不愿意，她愿意把自己的事业先确立了，然后等到确立这些事以后，年纪大了，不容易怀孕了，这是一种正常生理的过程，但是国内的女性往往有病理的原因，有好多是年轻的时候不能生，因为她得过结核，经常有输卵管堵塞。找到了症结所在，张丽珠在技术上采取了一些创新，改腹腔镜取卵为开腹取卵。这样到1984年，张丽珠和同事们解决了第一步的取卵问题。

之后研究步步推进，其间张丽珠又曾去国外相关机构考察学习、虚心请教，并利用从国外带回的实验设备改进实验技术，继续开展工作。从1986年开始进行的胚胎移植工作先后失败了12次。1987年6月，张丽珠迎来了第13位受试者——来自甘肃礼县的乡村小学教师郑桂珍。这次终于取得成功，次年3月10日，我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终于在北医三院诞生。

但对于张丽珠来说，这远不是终点，而是新事业的开端。她继续开展相关研究，并先后取得一系列成果：国内首例配子输卵管内移植婴儿、首例赠卵试管婴儿、首例冻融胚胎试管婴儿、首例代孕婴儿均在她主持下诞生。除了技术外，她还注意到了试管婴儿技术发展中的伦理问题。

1997年，张丽珠离开了她所热爱的工作岗位，但很快，她就发现自己还是有太多事情要做。三院的同事们还是经常来找她参加科室的活动，无论是业务问题还是生活问题都经常征求她的意见和建议。此外，她“神州试管婴儿之母”的大名鼎鼎在外，很多学术机构或医疗机构都邀请她去授业解惑或指导医疗工作。她只要力所能及，就尽量前往，继续为推广辅助生殖技术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加学术活动之外，张丽珠也终于开始享受家庭生活，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陪陪家里人。晚年的她和唐有祺先生总是一起外出、形影不离。而外孙女小的时候她带了很长时间，这也算是对女儿“不幸”童年的一种弥补了。

（作者单位：滨州医学院医学人文研究中心）

①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学1937届合影（右3为张丽珠）。

②张丽珠在国家博物馆参观“科技梦 中国梦——中国现代科学家主题展”（2014年1月3日）。

③1953年卫生部颁发给张丽珠的医师证书。

④1947年张丽珠留美期间在纽约医院婴儿室。

古代中国的妇女

■张丽珠

中国古代有很多妇女英年早逝，这一点在那些以美德闻名的女子身上尤其突出。这一点也不意外。在过去，甚至到我们的祖母生活的年代，年轻女子依旧处于不幸的地位。要求女性具有勇于奉献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不仅仅是一种信仰，也是男性在心理上根深蒂固的执念。成为一名有德行的女子，要遵从“三从四德”。“三从”是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如果严格执行这些教条，那必是死路一条。

“四德”与女性自身的仪容和举止直接相关。第一是妇容：着装应当干净、简单、得体；第二是妇言：要娴静少言，但别人跟她讲话时，她要温和恰当地回应；第三是妇工，要会纺织、缝纫和刺绣；第四是妇德，对于家人要求的事务，要主动认真地完成。

妇女受到的压迫还不止这些，但她们生活在这些教条划定的牢笼中，毫无怨言。她们被剥夺了学习和享受自由的权利，这两项都是现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她们无法接受教育，因为人们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至于自由，对女性来说，那时候还没有这个词。父母吩咐的一切事，女儿都要照做。女孩子7岁以后就要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不能和陌生男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她要时刻保持文静，隐藏自己的情感。最不幸的是，她要嫁给那个由父母选择的男子。如果新郎懂得尊重她，那将是她的福气。如果遇上一个纨绔子弟，那也是她的命，也要服从，“夫唱妇随”。

难怪那些据说极有德行的女子能得到一座石牌坊，或者朝廷的诰命头衔。如果一名女子遵从了上面所有的教条，我觉得她只是在那个时期生存过，而没有真正地生活过。她那仅仅以隶属和奴役的身份度过的一生中作出的所有牺牲，岂是小小牌坊或者头衔所能补偿的！她们所得到的不应当仅仅是牌坊！

（本文为张丽珠1937年所撰，原文为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