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传播简史》一书是国内首部关于科学传播的史学著作，正如美国康奈尔大学科学史与科学传播教授布鲁斯·莱文斯坦所说，本书在国际上同样是“最早的完整科学传播史著作之一”。

■本报记者 温新红

《科学传播简史》，李大光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

哥白尼、维萨留斯、伽利略等科学家的书被禁是和他们向大众传播有关？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为谁而写？支撑莱特兄弟制造飞机的动力是什么？他们又是如何扩大自己的影响？这些有趣却不引人关注的问题都与科学传播有关。

科学和技术从诞生之时就在传播，这是科学的本质决定的。人们不禁要问，科学传播的历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科学进程中科学家如何去传播自己的成果，各个时期、各个国家的科学传播有什么不同的特点，等等。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李大光从事科普研究和科学传播教学30年，深感有必要将科学传播的历史作个梳理，他花了3年多时间查找资料及写作，于今年年初出版了《科学传播简史》一书。这是国内首部关于科学传播的史学著作，也正如美国康奈尔大学科学史与科学传播教授布鲁斯·莱文斯坦所说，本书在国际上同样是“最早的完整科学传播史著作之一。”

编年史并专题史

《科学传播简史》分为9章，包括希腊化时代、科学革命时代、启蒙时代、维多利亚时代、科学博物馆的兴起及发展、美国科学传播、公众科学素养的研究起源与发展、公众理解科学运动、中国科学技术普及。

从标题上不难看出，前4章是按编年史的顺序来写的，后面5章基本是专题形式。

“怎么写是首要问题，如果以编年史的形式，前几个阶段可以放入其中，而其他几章内容则不太合适。”李大光解释道，以公众理解科学运动为例，这里有二战后兴起的科学传播高潮、原子弹的爆炸及化学武器的使用等，还有三里岛事件、切尔诺贝利事件及《寂静的春天》出版等重要的事件，这些内容如果以编年的方式来写，无形中就割裂了公众理解科学这一重要运动。最后他决定能按照年代写的就按年代，不能的就按专题来写。

作为国内第一部科学传播史，年代划分没有可参照的。根据科学史和自己研究所得，李大光给出了目前的划分，相对能表达出科学传播的历史。

“科学传播与科学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李大光表示，与科学史相比，两者有些阶段是重合的，如科学革命时代和启蒙时代，但又不尽相同。比如科学史里没有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维多利亚时代在科学史中也很少谈到，因为那时的大工业革命更多与科学传播有关。

年代划分中另一大亮点是，李大光将科学传播的历史提前到希腊化时代，虽然这是一段任何史书都不能忽略的历史，却不是科学史的重点。

希腊化时代的托勒密王朝在亚历山大里亚建成了世界第一个博物馆和图书馆，虽然和后来的博物馆并不一样，但那里有来自古希腊的众多书籍，还聚集了当时主要的学者。地理位置的优势，不仅让学者在那儿讨论学术的问题，还很容易地将他们的思想传播出去。因此，李大光认为，从科学传播的角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路径：个人、团队和国家

“科学传播和科学革命是共同发展的，没有科学革命就没有科学传播的高潮。近代的科学传播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李大光向记者详细地讲述了科学传播发展的路径。

科学大众化的主要特征是交流，早期科学交流的手段就是出版，哥白尼、维萨留斯、伽利略等人就是以出版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发现，而且，他们出版书的目的不仅仅是在科学家或者哲学家小圈子内交流，而是有了向大众文化进行传播的功能。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书被禁，他们自己受到监禁。

1660年，英国皇家学会成立，这意味着科学传播从个人转为团体，有组织地进行传播形成了近代科学传播的高潮。如本书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皇家研究院从19世纪初开始的“圣诞演讲”活动，近200年来只有几年暂停外，从未间断，参加演讲的科学家有200多位。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也是工业化时代，第一个铁路网建成、蒸汽机的发明等都让英国女王有向全世界宣传科学成就的意愿，这也是科学传播从科学家团体向国家层面的发展。1851年，万国工业大展览在伦敦海德公园举行，历时5个多月，成为19世纪科学技术大展览，同时也开创了大型科学技术展览的先河。

1690年9月25日，北美第一份多页报纸《国际公众事务报》创刊，报上刊登了一篇名为《瘟疫与看法》的文章，被科学传播史认为是世界上第一篇与科学有关的消息。

有意思的是，美国一些科学家在1919年发起成立了科学普及协会后，发现报纸没有科学方面的报道，他们就开始自己给报社写稿，分文不取，而报纸也慢慢将科学技术报道引入，有了专门的科学记者组织，影响了现在科学的传播方式。

“美国单独列为一章，是因为美国发展迅猛，不仅在科学技术遥遥领先，而且很快成为世界上科学教育和科学文化的先进国家。”李大光介绍。

最后一章是中国的科学技术普及历史。从利马窦等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办刊物写书，将科学传播到中国，到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再到“中国科学社”的成立以及随后《科学》杂志的创办，掀起了中国科学传播的高潮。1950年，新中国成立科学普及专业组织，从国家层面进行科学传播。显然这一过程与其他国家的科学传播完全不同。

李大光在收集查找资料过程中发现一件有趣的事。美国福特汽车博物馆有一张照片，是1917年美国女飞行员凯瑟琳·斯廷森在中国的场景。斯廷森这次的东方之行在中国引起很大关注，几万人到现场观看，还包括孙中山和宋庆龄及唐绍仪、廖仲恺等知名人士前往，宋庆龄甚至在给她的美国朋友的三封信中提到这次表演，当时《民国日报》和《申报》等报纸作了报道。

背后的动力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今天看来是一部影响世界的学术著作，但达尔文的初衷是为非科学家读者而写的。在演化论学说的宣扬和解说中，达尔文自己就是重要的传播者之一。他不仅不断修改这部著作，希望更多普通读者能读懂，还一再降低书的价格，让更多人买得起。在翻译过程中，达尔文与译者也进行多次讨论。

莱特兄弟的经历也颇为曲折。他们制作飞机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专利后赚钱。开始媒体对他们的实验都是讥笑和怀疑，在莱特兄弟试飞成功的最初阶段，没有媒体记者对这项发明进行详细客观报道，目前能找到的照片都是莱特兄弟自己拍的。他们辗转于美国和欧洲，渐渐才得到认可。

“科学家为了让自己的成果得到公众的承认进行传播，国家要宣扬自己，大工业要扩散、工业产品商业化等等，这些都带动了科学传播。”李大光说。

无疑，所有科学传播都是有其目的的，这些目的促成了传播的动力。“如果没有各种促动力量，科学传播是很难做到的，这本书也着力挖掘科学传播后面的推动力。”李大光表示。

布鲁斯·莱文斯坦在本书序言中称赞作者没有将科学家与受众分割开，还“将科学内部交流与对公众的科学传播融为一体”。

李大光解释说，对于科学家传播的科学是否可靠，是科学传播当中最重要的问题。书中讲到了科学家与公众之间产生冲突。不过，“严格地讲，这本书是科学家的科学传播史。以科学家活动为主，作为专业传播机构，比如科技馆和媒体的只占其中一小部分。但是书中还是将“科学博物馆”作为单独一章讲述，这是因为作为科学传播唯一的常设专业机构，科技馆具有独一无二的作用。

虽然较为完整地对科学传播的历史作了梳理，在查资料过程中也有不少新发现，但遗憾也不少，李大光说，因为受到语言和资料的限制，像日本和南美等国家的科学传播就无法研究和阐述。但是他表示，今后会与有关机构联系，挖掘资料，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