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专家表示，科技界缺少从地震、气象、山地灾害、生态保护等方面进行的多学科综合研究，目前尚不能有效进行地震带潜在山地灾害的预判与风险防范——

■本报记者 彭丽

“就在这停车，再往里进不去了。”中科院成都山地所研究员游勇一边跳出面包车，一边向随行的院士专家介绍该所上世纪70年代在黑沙河实施的泥石流防治工程。

冬季的黑沙河不见一点水流，踩在成堆的乱石上分不清哪是河哪是岸。不过，这里一到夏季则遇雨成灾，频发的泥石流严重威胁108国道、成昆铁路和流域下游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黑沙河地处安宁河断裂带上，在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市礼州、月华乡注入安宁河。安宁河断裂带系攀西地区一条区域性活动大断裂，与鲜水河断裂、则木河断裂—小江断裂共同组成了川滇活动块体的东边界，是我国著名的地震活动带。其复杂的地形地质条件和充沛的降雨使得该区域成为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山地灾害高发区。

近日，由中科院院士陈颙、朱日祥、郭华东、崔鹏等组成的专家组，沿安宁河断裂带调查了部分区域的次生山地灾害。他们希望通过科学考察，进一步认识地震次生山地灾害的潜在危害，促进减灾理论与技术研究，提升我国地震次生山地灾害的防灾减灾能力。

“次生山地灾害不是次要灾害”

“山区地形条件复杂，强震往往直接引发大量滑坡、崩塌、堰塞湖等次生山地灾害。同时，震后山洪和泥石流暴发频繁，其造成的危害有时比地震本身直接造成的损失还大。”崔鹏援引相关数据指出，在汶川地震死亡和失踪人口中，约有1/3是同震次生山地灾害造成的，仅北川老县城的王家岩滑坡和茅坝崩塌两处大型次生山地灾害就造成2200人死亡；而由汶川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中，约有1/4源于同震次生山地灾害。

“地震次生山地灾害绝不是次要灾害，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崔鹏表示，同震次生灾害直接毁坏建筑和基础设施，造成人员伤亡、交通中断，严重制约救援。同时，震后次生灾害量大面广，频繁暴发，长期反复成灾，严重制约灾后重建与生产生活的恢复，损失和影响巨大。其危害不仅发生在地震时，震后还会持续10～20年甚至更长时间，严重威胁我国山区的国土安全、区域安全、生命安全和工程安全。

“地震无法阻止，但次生山地灾害是可以减轻的。”朱日祥认为，政府和公众对地震引发的次生山地灾害链问题还没有充分的认识。科技界也缺少从地震、气象、山地灾害、生态保护等方面进行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尚不能有效进行地震带潜在山地灾害的预判与风险防范。

“预判次生山地灾害比治理难”

汶川地震后，我国举全国之力投入抗震救灾，取得了抗震救灾的胜利，但也暴露出防灾救灾的不足和缺陷。由于震前缺乏对地震带潜在次生山地灾害的判识、风险评估、预测预报、减灾预案、超前处置，致使震后救灾工作陷入被动、盲目、无序局面，影响了救灾效率。

陈颙指出，地震预报是世界性难题，短期内难以取得突破。但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空间遥感与地面调查、定性分析与定量评价等现代技术手段，对地震带潜在山地灾害进行早期识别、定量风险评估和超前处置，实现对地震次生灾害的预测和防范是完全可行的。

“震前预判次生山地灾害比治理更难。”成都山地所研究员何思明坦言，现有的山地灾害预判技术和防范能力还存在诸多局限，连震前潜在风险源的位置、分布及危害都无法确定，更不要说采取任何预防措施。

郭华东认为，缺乏系统性、精细化、大比例尺的山地灾害孕灾背景数据以及与潜在灾害空间对应的受灾对象数据库，制约了灾害风险的预判。他希望通过遥感解译和地面调查，揭示地震带次生山地灾害孕灾环境条件，为潜在次生山地灾害预判与风险分析提供基础数据支撑，实现重要科学数据的补缺性研究。

“主动减灾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现阶段，我国地震次生山地灾害减灾理论体系主要针对的是灾害发生后的“被动救灾”，而不是更为有效的震前“主动减灾”。专家组在研讨时一致认为，我国地震带次生山地灾害防灾减灾亟待关口前移，实现对潜在灾害的预判和提前处置。同时，通过综合实施工程与非工程措施，抑制灾害发生或减小其发生规模，将灾后“被动救灾”变为灾前“主动减灾”。

“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预见未来，主动减灾符合国际防灾减灾发展方向与需求。”崔鹏表示，系统开展震前预判和预处置、震时快速风险评估、震后灾害演化趋势分析和灾后科学重建的科学研究，进行全链条防灾减灾是未来次生山地灾害治理的发展趋势，也是成都山地所不断努力的方向。“虽然比较困难，但我们必须迎难而上，多学科交叉，集中优势力量攻坚克难，为山区安居与发展服务。”崔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