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程

12月10日，2016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奖典礼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东京工业大学荣誉教授大隅良典将独享这项殊荣。至此，日本已有22人荣获诺贝尔科学奖（含两名日裔美籍物理学奖得主）。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日本在迈入21世纪的最初17年里，平均每年都有1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数仅次于美国，将过去的诺贝尔奖强国——英国、德国、法国远远甩在身后。

人们不禁要问，日本为何在21世纪初期会出现获诺贝尔奖“井喷”现象？它对中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有何启示？以下拟就后一个问题谈些一孔之见。

统计表明，日本新世纪17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取得获奖奠基性成果时的平均年龄为40岁，比获奖时的平均年龄小28岁，比晋升正高职称时的平均年龄小3.35岁。

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青年时期大都是科研业绩十分突出的拔尖型人才。即便是这样一个特别优秀的精英群体，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仍需到40岁以后才能晋升为教授或研究员。像这次独享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大隅良典到了51岁才升任教授，而且还是在转出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相当于美国的文理学院）之后才获得晋升的。无独有偶，因发明高效蓝光LED而获得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赤崎勇也是在52岁时才成为名古屋大学的教授。

在日本，业绩不甚突出的教学科研人员晋升正高职称时的年龄通常都会高于这些诺贝尔奖得主，一般在45岁左右。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因为大学里的教授职数受到严格控制造成的。在英国，一个系通常只有一名教授。德国和日本稍好一些，但通常也只是一个“讲座”(教研室）才有一名教授。教授不退位，教研室中的副教授就不能升为教授。即使教授退位了，也是对外公开遴选教授，教研室中的副教授只是在同等情况下优先罢了。

由于教授职数少，升职竞争异常激烈，因此绝大多数中青年教师都不急于升职。他们更愿意静下心来多做些研究、多出些高质量的成果，以便将来申请升职时用研究业绩说话。

以大隅良典为例，在美国跟随197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杰拉尔德·埃德尔曼教授做完三年博士后研究后，已满32周岁。但他回东京大学理学部后仍只能从助教做起，而且一干就是9年。虽然他讲师做满2年就擢升为副教授，但在副教授岗位上仍干满了8年。

在教授普遍都具有真才实学的情况下，社会对教授的认同度自然也就比较高。这样，政府“富养”教授也就会更容易获得社会的支持。“富养”教授又会促使中青年教师更加关注高质量研究成果的取得。结果，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便会层出不穷。

在我国，一些高校出于留住或争抢人才的需要，竞相破格提拔教授，以致三十几岁，甚至二十几岁就被提拔为教授的比比皆是。而且，随着“百千万人”计划和“江河湖海”学者等项目的推进，一批年轻学者晋升教授之后，为了进一步增加经济收入和提升社会地位，又开始瞄准这些通常都有年龄上限规定的人才计划，不断折腾。评聘教授的门槛过低，不仅会导致一些年轻精英在晋升教授之后很快失去在科研领域继续奋斗的动力，而且还会导致很多处于职称爬坡阶段的年轻学者急于求成、浮躁不安、这山看着那山高，甚至为了快速晋升而不择手段。

降低职称晋级平均年龄之后，还会导致教授队伍的肥大化与低质化。“文革”结束之后，我国曾一度出现严重的人才饥荒，这在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表现得尤为明显。面临着人才断档危机，学术机构只能让“文革”前毕业的老教授们晚些年退休，同时将上个世纪80年代毕业的大批教学科研人员破格提拔为教授或研究员，以致在上个世纪末的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年轻的教授和研究员。这些年轻的教授和研究员接替“文革”前的老教授走上学术管理岗位之后，因不愿意背负压制年轻学者的恶名，只得继续推进年轻化政策，使得国内的教授和研究员队伍的平均年龄明显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和我国港澳台地区。由于晋升高级职称的门槛过低，致使一批业绩平平的教学科研人员得以挤进教授和研究员队伍。结果，中国的教授和研究员队伍不仅规模过于庞大，而且水平明显偏低。这样既影响到了中国教授和研究员队伍的整体形象，又使中国政府很难“富养”教授。糟糕的是，教授的“坑”被前面的年轻学者占满之后，后来的年轻学者即使达到了教授的水平，也很难有机会获得晋升。

“穷养”教授会导致一个恶果，大批有志于在科研领域有所作为的教授因无法维护住职业声望与个人尊严而对科研心灰意冷。当众多教授为生计而苦恼、终日忙着挣钱养家糊口的时候，他们是很难做出像样的研究成果的。教授们的这种研究态度和生活境遇无疑会影响到年轻学者和青年学生的行为选择，而且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社会各界对教授们的观感。人们将教授戏称为“叫兽”，将专家嘲讽为“砖家”就是其表现形式之一。

中国已经走过了学术人才严重断档、青黄不接的艰难岁月。我们现在面临的已不是教授太少，而是教授太多的难题。如果我们不及时地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逐步压缩教授队伍规模、不断提高教授队伍质量，不论我们如何加大教育经费投入和科研经费投入，都很难彻底改变粥少僧多局面，都很难快速提升教学科研质量。因此，我们有必要借鉴日本的经验，减少破格提拔、少搞人才计划，控制晋升门槛，将晋升正高职称时的平均年龄尽可能地控制在45岁左右。

（作者系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