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26岁挑起全国第一次中药普查的大梁，第一次摸清了“家底”；他作为新中国最早的“传统医药大使”，从西非四国开始走向世界各地，将中医药文化带到五洲四海；他为打破西方的封锁，在国产资源替代进口的探索中，创立了崭新的学科——药用植物亲缘学。

■汤国星

肖培根（1932年— ）

我国药用植物和中药资源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学术带头人，国际著名的药用植物与传统药物学家，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1932年，出生于上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1949年考入厦门大学生物系，1953年春提前毕业分配到中央卫生研究院药物学系（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前身）。历任中央卫生研究院药物学系药用植物室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首任所长、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咨询团顾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临时顾问、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合作中心主任等职。现任药用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中草药物质基础与资源利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摸清全国中药资源的“家底”

1932年2月2日，肖培根出生于上海市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长子。父亲肖贺昌早年留学德国，回国后曾任大学教授、政府高级职员。母亲张英志曾就读于浙江大学，当过小学教师和会计。肖培根的童年和少年，正值日寇侵华、民族危亡时代。父亲因不肯为伪政权做事而失业，家里由住洋房、有汽车，落为三餐难继。但是，不论生活如何拮据，父母左支右绌，没有让一个孩子辍学，兄妹五人皆大学毕业。

1953年春，肖培根提前半年修满学分，以优秀成绩毕业。奉卫生部调令，从厦门大学赶到北京。当年从厦门坐火车、换汽车，半个月才到北京，舟车劳顿，体重竟减了5公斤。“当时国家统一分配，中央卫生研究院跟国家提出要一个懂植物生理专业的人，所以我就来了。记得我们整个大学才有两个人分到北京。”

当时全国虽然人才匮乏，但中央卫生研究院却汇集了许多国内一流的专家。在药物学系就有：赵橘黄、姜达衢、傅丰永、叶三多、周梦白等。那时，药物学系只有肖培根一个刚刚分配来的大学生。谦逊好学、阳光俊朗的肖培根，得到了专家们的真诚传授，也获得了承担重任、独挑大梁的机会。临床必备的麦角制剂，是用于治疗产后子宫出血、产后子宫复旧不全等症的进口药。可是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封锁药品紧缺，于是寻找药源的使命就落在年仅21岁的肖培根头上。他毕业当年就奔赴河北省张北、沽源县，寻觅野生麦角资源。野外调查异常艰苦，他常常是雇一辆马车拉着人和铺盖行李，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艰辛换来丰硕的回报。他在荒野中找到了寄生在拂子茅上的野生麦角，含量非常高，“麦角有效成分的含量是其他种类不能比拟的”，为国产麦角新碱的研发铺平了道路，中国有了物美价廉的救命药。1954年，《药学通报》上发表了肖培根学术生涯的第一篇论文——河北沽源县药用植物的调查。

1958年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卫生部下达了全国第一次中药普查的任务，任务下达给药物研究所药用植物研究室。作为室主任，历史重担落在了26岁的肖培根肩上。尽管他的团队有38人，可都是比他更年轻的大学生，行吗？仅因没有专家教授，室里同事写了“38∶0”的大字报还配了漫画。

全国第一次中药普查意义重大。国人吃了上千年的中药，但“家底”却无人知晓。作为国家战略资源说不清楚当然不行，可是要完成“情况摸清楚，全面总结和提高”的任务绝非易事。“那时候，可以用四个字来讲，一无所有。图书馆的文献，就连哪些是常用的中药，这个资料都没有，那个时候都是零。”但是肖培根颇有大将风度，胸有成竹，指挥若定：首先聘请楼之岑、诚静容等专家做普查工作的兼职指导老师；第二，确定以中药材的“常用度”为普查的主要范围，指明任务方向。所谓“常用度”，就是重点抓500～600种常用中药，抓住了这个大头，就等于抓住了全国70%～80%的中药资源；第三，学中干，干中学，边干边学，上“实践大学”。此番韬略，即使今天依然可圈可点。

肖培根根据每个人的特点特长，把植物室的年轻人派到全国各地“常用度”高的产区，他自己则带头选择了资源相对比较多的、工作量大的东北地区。缺少中文资料，他就把仅有的几本日本早期出版的图谱，随身背着转战东北长白山、大小兴安岭等地。

60年前的大学生可比今天的博士稀少，凤毛麟角。但是肖培根从来都是以学生的姿态，向经验丰富的药农、中药师傅虚心求教。一个来自“中央单位、肩负国家任务”的大学生干部，他的虚心与诚意，着实打动了每一位药农、每一位中药师傅的心，纷纷把自己“压箱底”的绝技倾囊相授，这让肖培根掌握了许许多多书本上没有、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绝活”。

1959年，全国第一次中药资源普查圆满结束，肖培根向国家交出了合格的答卷：对我国常用中药资源的地域分布、品质优劣、大致产量、存在的问题、解决的建议等等，均有准确翔实的表述。这是中国近代中药资源最具权威价值的普查报告，其准确可靠的数据，成为新中国中药资源宏观管理的科学依据。作为我国大规模中药资源普查的帅才，肖培根迄今已经领导或指导了全国第一至第四次中药普查，为中药资源的管理保护和利用，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当全国第一次中药普查进入尾声之际，全国掀起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热潮。在全所讨论如何“献礼”的会上，肖培根大胆地提出：利用中药普查的成果资料，编写新中国第一部《中药志》。其与中药普查一样，依然是国家级的“第一部”，因为没有书让他们借鉴参考。

《中药志》采用了肖培根他们自己设计的体例，包括从全国的应用看，哪些属于常用中药，次常用中药，哪些是很少用的中药，目标是集中整理研究全国的常用中药，同时还要介绍它的本草历史。古代什么时候开始用的，应用的沿革怎样？它的原植物有多少？它的药材形状、组织、外形，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化学成分明确的还要介绍化学成分，还有它的传统疗效，最后还有一个附注，讨论相关问题。这样一种设计体例，都是以他们自己的实验工作为基础完成的。比如把采集的原植物一种种地加以整理、鉴定，每一种药材都要做成切片，描述它的显微组织特征，都是通过自己的研究得来的一手资料。1962年，4大本、100多万字的《中药志》全部出齐了，不但受到了国内药学界的高度重视，而且赢得了国际药学界的赞誉。

20年后，肖培根组织全国专家修订出版了《中药志》第二版；40年后，古稀之年的肖培根像重新梳妆打扮自己的儿女一样，于2002年完成了第三版《新编中药志》。四十余年，三个版本，滋润着几代中医药人才的茁壮成长，体现出肖培根等老一代科学家严谨治学、精益求精、有始有终的大师风范。

国家的“中药大使”

1963年3月，肖培根作为专家被派往西非的加纳、几内亚、马里和摩洛哥四国考察访问。这一年，肖培根31岁，第一次出国，职称是助理研究员。与其同行的是业界知名的蔡希陶和陈封怀教授。一行三人，由蔡先生任团长。那时出国的人很少，《人民日报》还作为重要消息发表。

这次出访，受到了我驻四国大使馆热情的接待。每到一个国家，大使都亲自接待。第一站是加纳。到达阿克拉后，黄华大使不仅亲自接待，还介绍了当地有名的医生安朴福与他们进行业务交流，使代表团很快就进入了“角色”。显然黄华大使做了很好的“功课”，这让肖培根非常感动，难以忘怀。

初访西非四国，代表团除了在非洲考察当地的植物资源和药用植物资源以外，还为我国南方的植物园采集了很多重要的药用和经济植物种子，如古柯、毒毛旋花子、萝芙木、猪油果、牛油果、奇异果等等，大约有200种。这批珍贵种子，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的海南、云南试验站以及云南热带植物园等地引种成功，在南方各地落地生根，造福着亿万中国人民。

由于殖民主义的统治，非洲草药也受到很大的摧残。比如在访问埃及时，开罗只有一家比较大的草药店买卖草药，且兼给人看病。因为在英国统治时期，草医、草药是不合法的。在阿尔及利亚考察前，卫生部部长专门接见求助：我们现在的草医只剩下几个人了，而且年龄70多岁了。一旦这几位草医去世，我们国家草医的传统经验就要失传了。因此，请中国专家来是抢救他们国家草药草药的传统文化。其间，肖培根还曾肩负过两次“特殊使命”：

1974年，肖培根奉派埃及考察草药，同行有他的同事傅丰永教授。当时我国驻埃及大使是著名的外交家柴泽民。他亲自接待并为考察团做了周密的安排，使考察任务得以顺利完成。回国的前夕，柴大使说：“你们代表团暂时不要回国了，在埃及待命，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让你们去做。”

几天后“特殊使命”下达——帮助坦桑尼亚整理研究该国的草药。一路上，肖培根备感压力。因为事前没有做一点准备，而考察后的报告是必须交的。“我就把当初在东北调查时采集标本的精神和干劲拿出来了，把坦桑尼亚有关草药的资料，进行了一次突击式的阅读和整理，很快就掌握了坦桑尼亚大致有些什么草药，接着就和当地的科学工作者分赴到各地考察。”

考察团深入到坦桑尼亚穷乡僻壤乃至撒哈拉沙漠边缘。那里温度高得鸡蛋放在外面，很快就能晒熟。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跟当地的陪同人员，详查每种草药的功效，还访问了许多草医，资料汇总起来后，收获颇丰。考察团提交的报告，被世界卫生组织分发到各成员国，说中国帮助这些落后国家整理当地丰富的草药资源，是南南合作的典范。考察团回国抵达北京时，他们的使馆参赞亲自到机场迎接。

第二次“特殊使命”是在1992年3月。当时中叙达成协议，由中国援建一个生产本地草药的小型制药厂。叙军方希望用本国的草药资源，解决部队一部分药品的自给。应当说肖培根是这项“特殊使命”的不二人选。除了他对北非、中东地区草药资源非常熟悉，他在“五七干校”时期，就已经是药厂制剂车间优秀的主任了。

“到大马士革后，接待我们的全是穿军装的叙利亚军方人员。考察任务由于叙方的有力配合，很快就出色地完成了。根据部队中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我们选择了十来种产量很大的地方草药，用‘袋泡茶’的剂型来生产。”

叙方和我国大使馆对其工作十分满意。总统哈菲兹·阿萨德特意指派他儿子，即现任的巴沙尔·阿萨德总统接见了他们，还特别给予代表团一个十分特殊的礼遇——去戈兰高地实地参观。

1979年，肖培根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技术官员，奉派到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WHO）总部工作，负责世界药用植物名录编制等工作。1980年，他又被任命为WHO顾问，每年都去日内瓦WHO总部工作一段时间，主要工作是了解和整理全世界的药用植物的资料。

肖培根在日内瓦WHO总部工作，工资以“天”计算。包括旅馆费、交通费、伙食费、杂用费等等，每天至少有120多美元，月底到银行领取。按规定他可以住四星级宾馆，也可以每天往返乘出租车。那时我国驻外人员实行的报销制度类似“供给制”，支出凭发票可以实报实销。但他粗算在宾馆睡一个晚上，就等于花掉他在国内的数月工资。因此，他吃住都在使馆，处处节约，前后节省了四万多美元，全部交给了国家。这件事他受到了国家的表扬，《人民日报》等报刊做了专门报道。

药用植物亲缘学的诞生

药用植物亲缘学是肖培根历经50余年，创建、发展并日趋成熟的新学科。提起往事，他语重心长：“这个讲起来可以用四个字总结——感触良多，还有一句话叫‘任务带动学科’。这是我们现在不太讲的一句话，可是在我们那个时代，‘任务带动学科’是经常讲的。那个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了物资禁运，凡是包含进口药代用品的一概不准向中国出口。怎么办呢？那时我们刚刚大学毕业，国家交给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寻找能够替代进口药的国产资源。一个最简便的办法就是寻找和进口药最接近的，成功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

以肖培根为首的年轻人，奔赴全国各地，风餐露宿，不舍昼夜的努力，很快就找到了替代利血平的萝芙木，随后阿拉伯胶、安息香、胡黄连等等也找到了代用品。

上世纪50年代初，全国第一次疾病防治大会上，发出了“让高血压低头，让肿瘤让路”的豪迈誓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正是利用萝芙木，冲破国外的封锁，研发出物美价廉、令几代国人难忘的降压灵。阿拉伯胶是一种安全无害的增稠剂，能在空气中自然凝固,曾是食品工业中用途最广、用量最大的水溶胶。胡黄连为玄参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与黄连名称相似，同为治湿热泻痢之良药。但胡黄连善退虚热除疳热，而黄连则善清心火、泻胃火。安息香主治开窃清神、行气活血、止痛。民间常用的苏合香丸、至宝丹等都离不开安息香。这些原产于阿拉伯、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常用药材，短短数年就被这批可爱可敬的青年才俊们，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寻觅到取之不尽的替代植物，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封锁，解决了全国人民的需求，他们心中充满了万丈豪情。“它给我们一个非常实际的概念、实际的体会：在药用植物界，相似的药材有相似的成分、相似的活性，从这里找到了最初的灵感。”

“半路出家”，既是肖培根的自谦之词，又是他思路开放、善于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写照。视野开阔、博采众家、触类旁通的性格，还使他成为最早将计算机引入中草药研究的药用植物专家，并且成功地在中国第一代计算机上展开了亲缘学的研发。

“在长期的药用植物研究中，我发现在某一个植物类群中，它们的植物形态、化学成分和疗效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如果再通过计算机和数学模式加以整理发掘，就能够寻找出很多规律性的东西来。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我逐步地把重点，由放在一个植物上，转移到放在一群相类似的、有共性的植物上。我做过的类群有人参类、大黄类、乌头类、贝母类等二十多个类群，通过类群的研究就能够发现其中的规律，再用数学模式和计算机做聚类分析。当时，使用的还是国产第一代计算机（国产6912型），因此各个传统疗效数据的输入还必须采用打孔的方式。”

1978年, 《药学通报》终于复刊了。在第1期第1至第5页上，发表了肖培根重要论文《植物亲缘关系、化学成分和疗效间的联系性》。能够在复刊的首期首页上发表论文，只因四个字：分量质量。当然，它标志着孕育二十几年的新学科诞生了。

药用植物亲缘学是通过实践找规律，并且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应用性非常强的新学科。肖培根在这篇论文中论述的五个方面，如今已历经了近半个世纪的实践检验：一、扩大药用植物资源方面的应用；二、在寻找进口药的国产资源方面的应用；三、对中草药的质量控制、鉴别和扩大药源的应用；四、帮助预测中草药中的化学成分或有效成分以及协助成分的鉴定或结构测定的应用；五、整理总结中草药的经验和指导新药寻找方面的应用。

2005年，由肖院士挂帅的“中国重要药用植物类群亲缘学研究”重点项目，通过专家评审和基金委的批准，并在2010年初国家基金委组织的重点项目验收中获得好评，取得“优秀”的佳绩。这个项目的圆满结束，标志着“药用植物亲缘学”作为一门新兴综合学科，具备了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2015年，是药用植物亲缘学跨越发展之年——从形态分析转入分子遗传学研究阶段。7月，肖培根与郝大程、顾晓杰的合著Medicinal plants：chemistry, biology and omics，由英国著名的伍德海德出版社出版；9月，肖培根与郝大程合著的《药用亲缘学论纲——知识谱系、知识论和范式转换》，发表在《中国中药》杂志第40卷第17期上（3335-3342），阐述了药用植物亲缘学在现阶段更需要与“组学”结合，应用现代分子生物学的成果，探讨“亲缘—成分—疗效”间存在的规律性。

（作者先后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院报、北京协和医学音像电子出版社任编辑，现已退休）

①1954年在河北张北地区野外采集路上，左二为肖培根。

②1965年在西藏调查藏医藏药。

③1974年与傅丰永教授在坦桑尼亚考察。

④1978年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学术讨论会。

延伸阅读

相识中的肖培根院士

■田力

与肖老相识那是26年前的事情，但回想起来仿佛就是昨天，记忆犹新。1984年初，我从军工部门调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党委办公室工作，有幸能接触到在国内药学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像黄量、梁晓天、周同惠院士。

当时，药用植物研究所刚刚成立，肖老出任所长，由于两所党务工作有机会认识了肖老。但真正的接触是在1987年，为拍摄药物所建所三十周年资料片，我与摄制组同志采访肖老，他热情地和于普书记接待了我们，并以大师风度按摄制组要求拍摄资料，为三十而立的药物所做了学科齐全的“嫁妆”。初次接触肖老给我留下了待人热情、谦虚温和、大度开朗的“乐天派”性格。

2001年初冬，我从院校调到药植所任党委书记，对于时逢中年的我来说，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当时摆在新班子面前是：干群关系紧张、管理工作混乱、债务纠纷累累。在困难压力面前，我们找了肖老、于书记和一批资深老专家，他们主动出征，为新班子提出许多宝贵的治所建议，支持班子树立信心冲出重围。那时肖老已是“古稀之年”，而且国内外学术活动频繁，就这样他依然每周来所里指导科研工作。在他带动下，许多老专家主动带领中青年科研人员开展课题申报，一些离所学子重归岗位挑起重担。“肖培根院士办公会”“肖培根实验室”等“亮相”，焕发了药植所科研活力。肖老关注科研，也关注学生思想教育工作。他将所里奖励的2万元资助学生会成立了“培根社”，用于学生的科研学术论坛。党委提出在学生、青年科技人员中开展“争时代科技先锋”活动时，肖老、徐锦堂老师主动作报告，用自己成长经历和药植所的创建史来教育年轻人，并将肖老自述《绿药觅踪50年》和徐锦堂老师的《仙药苦炼》，作为药植所新生思想教育的读本，丰富了学生政治思想教育的内容，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随着时光的流逝，转眼我到药植所任职已经第十年了。回想这十年，我与肖老接触最多。他不仅在工作上关心支持我，更重要是在他身上我学到很多、感触很多。他把党的理论融入科研之中，他的“药用植物资源三级开发”“药植所五大开发”“药用植物亲缘学”等等，都贯穿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思想。他重视科研成果的转化，为保护、开发、利用我国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浸注了一生心血和精力。他关注班子建设和团队建设，提出团队成功的四个必须做到原则；把集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发扬整个团队的“团队精神”；充分发挥每个人的长处和作用，鼓励和促进“造星”作用，把它作为衡量团队成功与否的尺度；必须忠实贯彻执行已制定的战略战术，发扬民主集中制的精神；必须充分发扬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身体力行地贯彻党的各项方针和政策。在药植所成长的三十年中，无论是十年的创业，还是十年的周折，十年的飞跃，肖老给我们团队做了中肯的总结，也是对我所班子的嘱托——团结就是克服困难最有效的力量和保障。

在药植所工作的十年里，我深刻地体会到了肖老叮嘱的内涵。

（作者系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原党委书记。本文原载《肖培根院士八十华诞》纪念画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