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不是政府 不能按照行政逻辑管理

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来源：中国青年报

高等院校去行政化改革，是大家的共识，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目标。今年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曾表示，国家将逐步收回事业单位的编制，高等院校不再纳入编制管理。这显然是很重要的去行政化举措。

当然，这些改革能否立即去行政化，大家还是持保留意见。因为高等院校去行政化改革，涉及多个秩序的维度。

第一个是学校管理的秩序维度。改变这个维度是比较容易的。取消院长、系主任的行政级别，只要发个文，职位不改就可以实施。院长、系主任一般都是教授，教授待遇本身就高于正处级、正科级官员。一些外国学者现在也在中国的大学当院长，他们根本不纳入行政级别管理体系。其实，中国人民大学很早就取消了教研室主任的行政级别，如今各学院下面的系主任也没有级别。很多干过院长、系主任的教授，一旦没有了行政职务，其行政级别也就取消了。但是，这样的改革没有彻底改变高度行政化的局面。

在这个维度，比较有意义也比较困难的改革，是行政部门及学校领导的去行政化改革。院长、系主任的权力基础不仅来自其职务，更多的是来自其专业学术地位。但学校领导和各个行政部门的首脑，其权力基础主要来自职位。虽然很多校长、副校长、教务长也是教授，也是专业人员。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依靠职务获得权力和相应待遇的。一些985大学的校长是副部级，其待遇远远高于其他教授和研究员。

如果校长、处长、主任、科长也取消行政级别，就需要在学校人事和待遇管理方面有具体配套措施。研究员、教授按照职称来管理，区分研究岗位和教学岗位。学校行政职员按照行政岗位来管理。如果一个人兼任行政岗位和科研教学岗位，就按照双岗位来管理。这样，就从学校管理的角度实现了去行政化。

其次，是政府管理的秩序维度。目前高校行政化，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管理的问题。政府管理有几个特殊元素：级别管理、编制管理和印章管理。事业单位也是如此。高等院校的级别、编制、印章，遵循的都是政府秩序。如果高等院校没有级别，没有事业编制，也没有相应的印章，那么就很难融入政府秩序。比如，没有行政级别，高等院校就会被政府的财政秩序、规划秩序、政策秩序、文件秩序所排斥。深圳一所没有行政级别的高校，校长虽然贵为院士，却在和政府打交道的时候遇到种种难以融入政府秩序的问题。这说明高等院校要去行政化，从融入政府管理的维度来说是多么困难。

可见，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看起来很美，动起来却不容易。它不仅涉及学校管理的调整，还涉及政府管理的调整。现在高等院校的规模都很大，动辄数万学生、数千教师和管理人员，校领导几十位，中层干部一礼堂，学校预算有的高达100多亿元。可以说，每一所高校都是一台庞大的官僚机器，具有天然的等级制治理结构。如果一所学校要进行集约化管理，就必须是高度等级化的，也就是高度行政化的。

所以，高等院校去行政化是有边界的，它可以是官僚化、科层化、等级化的管理，但不能像政府一样行政化。高校不是政府，不能按照政府逻辑管理，政府也不能把高校看成下属机构。显然，高等院校去行政化的核心是政府管理的改革。现在政府开始对高校实施非编制化管理，可以说是很重要的具体措施，但还要在行政级别、政治地位等各方面启动去行政化的改革。只有这样，高等院校去行政化的改革才能真正推进。

高校是一台庞大的官僚机器，但高校也是教学科研机构。官僚机器需要行政管理秩序，教学和科研则需要专业的教学和科研秩序。高等院校去行政化，不是要彻底摧毁官僚机器，否则高等院校就会彻底失序，而是要避免官僚秩序主导教学和科研的专业秩序。

从官僚秩序和专业秩序两者博弈的角度来说，专业秩序是一个内敛的秩序，官僚秩序则是一个具有内在膨胀力、外在扩张力的秩序。所以，控制管理资源的官僚秩序往往会控制专业秩序，其结果就是行政独大。这严重地扭曲了高校的专业秩序，其表现是很多优秀教师都去追逐行政级别，不再把专业放在第一位。在学校里成功的标志不是具有很高的教学和研究的水准，而是能否谋得一官半职。

这说明高等院校要去行政化，关键是实现让专业秩序占主导、行政秩序处于服务的地位。这不仅仅是去行政级别能够推动的，关键是要实施教授治校，如果做到了教授治校，高等院校就能真正做到去行政化。

取消行政级别解放了院长

曹东勃（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　　来源：中国青年报　

行政管理是现代社会一个不可缺少的常量，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不因公众的好恶而有所改变。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我们一边不假思索地指责“行政化”，一边又高举双手赞同各种诸如要在寒暑假延长学校各类行政部门工作时间的改革举措，而我们自己的寒暑假时长是不容有丝毫减损的。可见，我们并不拒斥服务意义上的行政管理，甚至非常需要它。我们所厌恶的“行政化”，其实主要指官僚化。

对“理性”一往情深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相对于前现代社会中司空见惯的拍脑袋决策，官僚制意味着理性和效率，上下级之间有绝对的支配与服从关系，按规章制度办事，不掺杂人情等因素，是一种更具现代性的制度安排。官僚制让人们从封建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不看人办事”，而按照固定的、非人格化的契约和规则行事——这既是现代市场体制的规则，也是现代官僚制的原则。

然而，韦伯基于他所观察到的世相所提炼出的理性官僚制学说，与其说是对现实的描述，毋宁说是一种对理想的追求。随着信息时代来临，以适应工业社会政府治理为主要目的的理性官僚制却日趋僵化。现代官僚制遭遇了严重的信任危机：繁多而陈旧的规章制度，冗余无趣的文牍体系的生产与扩大再生产，从例行公事到敷衍了事，从证明“你妈是你妈”到证明“你是你”，“理性”的自负和僭越日甚一日，人本的初衷与情怀却不见了踪影。

大学，是知识分子高度集聚的地方。知识的生产遵循的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求真原则和学术自由的基本逻辑，这是一种旨在催生创造活力的扁平化的结构。它与异化了的官僚制度下那种层层请示汇报、无人敢于担当的官场逻辑，是尖锐对立的；与那种金字塔式壁垒森严的科层等级也是格格不入的。

大学的治理既不同于政府，也不同于企业。大学的校长和二级学院院长们，首先是一个学术共同体的重要成员，是它的组织者、管理者、领导者。他们面对的既不是铁板一块的科层化体系，也不能把市场化的绩效考核标准照搬和移植到大学的管理过程中。校长、院长们必须深刻理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交往方式，懂得如何与师生员工打交道并为之提供服务，这些职能绝非一句“做好师生们的后勤部长”的客套话所能涵盖。

我们当然希望校长、院长们全身心投入学校管理工作，但机械地隔绝这些管理者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以专业化、专职化的倒逼来形成一种“去行政化”的效果，很可能事与愿违。打个比方，像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院士这样在学科领域有深厚造诣的专家，如果仅因其担任学校领导职务，就硬性要求其减少科研方面的精力投入，恐怕受损的不只是个人，还有学校、社会和国家。如果大学的治理结构中，有更多的施一公在更广层面更深度地介入学校管理工作，反而可能更有助于真正实现“去行政化”的目的。值得努力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应当是学者参与并改造了行政，而非行政扭曲和反噬了学者。

与此同时，高校也应当为其内部各个学术共同体的管理者即院长们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对于学术性的职位、岗位，必须按照教育规律和科研规律来合理设计，不宜简单比照科层体制里中层干部的任期安排与考核方式。按照×年一聘期×届一轮岗的套路，对院长们执行升迁流转的“一刀切”行政命令，显然是不太合理的，这却是许多高校在各种巡视整改过程中收到最多的反馈意见。

从这个角度说，北大取消院系领导行政级别的试水，是对院长们的一种解放和解脱。行政的归行政，学术的归学术，各得其所，相互补充，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开端。

尽快取消院系领导行政级别

邓聿文　　来源：中国青年报

当下许多人怀念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在那种极端艰难的条件下，西南联大为中国乃至世界培养了很多杰出人才，可谓群星灿烂，大师辈出，是中国教育史上不可多见的一刻。西南联大所以为后世景仰，从管理体制来看，一个因素被认为是教授治校。教授治校也就意味学校没有行政级别，学校行政领导的职责是为教学服务。

指出这一点，自然是有感而发，目前我们的教育体制，不要说高校，哪怕是中小学，都有行政级别，其领导进入行政序列，按照官员的身份管理。倘若说，在中国目前事事都用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的国情下，要完全对学校去行政化不现实，那么，可否可以在保留学校主要领导行政级别的前提下，对学校内设机构比如大学的二级学院的行政领导取消行政级别？

北大在这方面可能先行一步。北大校长林建华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北大在人事改革方面，未来将尝试取消院系行政领导的行政级别，并采用聘用方式，进一步弱化行政级别，加强人员流动。取消行政级别以后，北大的院系行政领导会采用聘用方式上岗。

对高校乃至整个学校体系的行政化，社会诟病已久，其危害也很明显。中央对此也早有部署。但之所以此事迟迟推进不下去，除了社会愈加严重的行政化趋势，如动辄将行政级别作为对个人奖赏这个关键因素外，也是因为它与个人的利益牵涉太大，谁都不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者”。但若说过去可以对这个事挡一挡，停一停，现在应该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将它推进下去。

毋庸讳言，中国近年来在科学、技术、学术研究和文化艺术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然而，跟世界最高水平的差距亦是明显的。世界的竞争是不进则退，进步慢也是退，在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期，我们需要敢于打破一切阻碍创新及思想和学术进步的枷锁。

高校在这方面理应积极有为。因为高校对促进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想和学术进步显而易见，它不仅能够出产品，还通过育人将世界观和思想方式植根于学生心里，后者对民族的未来尤其紧要。而目前的高校行政化对创新是一重要阻碍。

北大具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但在过去的数十年，它亦浸染了官僚化、行政化。假如北大这回能够痛下决心，先从取消院系领导行政级别开始，以北大在中国的地位、分量及影响力，将有助于高校的去行政化。

此事当然急不得，但空喊太久了，不能再耽搁。同高校在中国崛起中肩负的使命相比，推进高校去行政化宜从快而非从慢。北大应该带好这个头，不能“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去行政化 高校无法只身前行

陈志文（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　　来源：中国青年报 

北大提出在院系一级去行政化改革，再次把大学去行政化的命题摆在了公众面前。

大学去行政化，话说白一点，就是去行政级别。这个话题是老话题了，估计敢公开反对的没有几个人，因为这个话题存在理论正确性。大学就是大学，怎么也论起做官了？你看美国的大学，英国的大学，哪个有行政级别？当然，还隐含了一个话题，一旦有行政级别，就涉及学校办学自主权的问题，听谁的？

可是，我想反问一句：中国的大学为什么会有行政级别？难道只有大学有行政级别，其他就没有了吗？

大学、中学、小学、企业……连社会团体也有行政级别，部级，副部级，正局级，处级，科级，几乎覆盖整个系统，纷繁复杂。

这就是中国特色，也是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体系特点。各种隐性、显性福利待遇都与这种级别密切挂钩，没有了行政级别，就没有了各种福利待遇。比如，部级医疗待遇和局级就有明显的区别，局级则和处级也不同，退休后工资也因级别不同而不同，林林总总涉及很多方面。在这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里，大学只是很渺小的一部分。

美国的大学校长，他们的薪资是多少？何况他们很多学校还是私立性质的，我们呢？我们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学校长年薪动辄五六千万港币，内地可能吗？

赋予大学校长行政级别，只是社会治理体系的一个环节，取消这个局部体系的级别几乎不可能。原因很简单，它涉及几乎所有社会管理与服务部门的调整。比如，财政部是否还需要给高校单列一个公务报销体系？劳动人事部门是否还需要给高校一个完全不同的薪酬体系？

我相信，很多校长老师是支持这种改革的，但是在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在与之相关联的福利、薪酬待遇等调整没有到位前，恐怕不会有太多人支持大学取消行政级别。我并非反对高校去行政化、去官僚化，我只是想提醒，去行政化，高校无法先行。因为要修改这个体系，需要对整个社会治理体系进行系统修改，全局不动，只动枝节，几无可能。这些年来高校去行政化，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不了了之，原因也在这里。相比高校，国企的去行政化改革似乎要容易得多，但多年下来，也几乎没有太大进展。

与去行政化的观点直接相关的是，舆论一直强调教授治校，这也是去行政化一个重要基础理论认知，对此我不能完全赞同。

上世纪90年代，著名华人学者田长霖出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这也是第一次有华人学者出任世界著名大学校长。田长霖在谈到他做校长与教授的区别时，用了一个字表达了这种刻骨铭心的区别：钱。大意是平均下来每天他需要搞到100万美元的捐赠，否则学校就难以为继。

英国高校管理体制更为明显，有一个名义上的校长，但同时有一个执行校长，名义上的校长更像一个招牌，执行校长才是真正的校长，其原因就是强调校长首先需要有经营管理能力，而不是学术能力。因此，校长首先是一个管理人才，是教授中的优秀管理人才，而不能只是懂得治学的教授。

我并非反对高校去行政化、去官僚化，我只是想提醒，高校无法先行，因为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