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寿文
在我国,工程教育远在建国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但当时的工程教育主要培养的是通用工程人才。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开始培养专门的工程师,希望这些人才能够“即插即用”。
改革开放后,国内工程教育开始学习美国,更多地注重工程科学家的培养,工程教育开始向科学方向倾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0年之后,欧洲工程教育模式进入中国,我们除了培养工程科学家外,开始注重工程师的培养,但此时,“工程师”的概念还是很模糊的。
2010年,教育部开始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工程师作为人才培养目标被正式重新提出来。此时,“工程师”的概念已经明晰化。更重要的是,工程师的类型开始变得多样化:研究型、生产型、服务型……
需要明确的是,现代工程师和过去的工程师很不一样,前者要求有全球视野,要懂得工程伦理,要有创新和合作的意识,还要学会跨界创新。换言之,现代工程师已经具有了集成性。
在一次会议上,麻省理工学院原院长查尔斯·维斯特曾讲到,过去我们的工程学习很习惯力、速度、力度等科学名词。但现在,我们的工程人才碰到了新的语言——规模、范围、集成、复杂度、支付能力……这些原属于经济、法律和社会相关范畴的名词,开始成为工程系统常用的语言。
于是,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新问题:在新时代下,工程教育所涉及的内容与之前已经截然不同,话语体系也已经不一样。我们该怎样培养下一代的工程师?尤其是面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挑战,我们的工程教育准备好了吗?
当前,我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其中也包括工程教育体系,但我们还仅仅是一个教育大国,而非教育强国。我们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施,我们可以领会其精神,但不能完全照搬,因为我们的规模不同、国情不同。
然而,无论是何种教育理念和方法,有一条是共通的。那就是我们要有不同的人才培养规格,而非培养单一人才。国外曾经研究过几条不同的人才发展道路,比如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200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就指出,美国要培养引领科技人才,至于制造和信息办公等领域,美国完全可以培养外包产业人才,利用这些人才引导印度和中国发展相关产业。
就在美国发布这一报告的同一年,中国工程院有198名院士通过将近一年半的调查研究,对国内九大行业的人才需求进行了各方面的研究。最终发布报告指出,我国要走世界科技发展和本国产业发展双结合、两轮驱动的人才道路。而这份报告正是引发2010年开始实施的卓越工程人才培养计划的思想来源。
然而,我们该如何做强我们的工程人才培养呢?
在我看来,要想达到目的,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首先是整体规模,在这方面,我国拥有3400万在校大学生,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富矿”;其次,在学习领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量,但每个人能量发挥的百分比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能将自身所有能量充分发挥,有的却只能发挥一半甚至更少。如果我们能将所有学生的能量发挥到100%,这将是一份了不得的力量。
我曾做过一项调查,在麻省理工学院,我问这里的学生每周在学业上花费的时间有多少,得到的回答是60~70小时。在清华大学,我针对研究生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得到的回到是60个小时,我们还差10个小时,而且清华学生在国内还算比较努力的。我们常看到有的高校里,所有教室的灯都是亮的,只有两三个人在学习;有的高校所有教室的灯也是亮的,但里面坐满了人,这说明国内学生的学习精力参差不齐。而不同学习精力下,学生发挥的能力显然是不同的。
那么,又该如何发挥学生们的最大精力?
正如前文指出的,在我看来,我们依然需要在人才培养以及人才评价上,注重多样性的塑造。
我们可以将所有的学校和专业列在一个坐标系内。其中,竖轴为研究型,横轴为应用型。过去,我们把所有的评价体系,全部趋近于竖轴。然而,国内所有学校和专业的类型都被缩成一条轴,应用型如何处理?
在工程教育领域,我们的专业要有多样性,人也需要有多样性。因此,我们需要有多样性学校。而且通过行政手段,将专业类型“统一化”。在这方面,我们的确应该借鉴一些国外经验。
目前在欧洲,多国的工程教育认证大体上都有一个相同的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是面向学生,以学生最后的学习产出为主要衡量指标,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个共识。国外工程教育的每个教学环节都会有若干个要求,学生的毕业要求也必须与各中间环节的要求相对应,所有因素综合在一起,才能形成学生的总体评价。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要求仅仅是一个“最小公约数”,在此基础上,各专业都有着很大的自主发挥空间。
事实上,工程教育质量的评估和认证就是根据不同专业的不同定位,达成一条最低要求线。在此基础上,使人才摆脱单一培养方式的束缚,在单一的“研究型”和“应用型”之间,形成更丰富的人才结构和类型。
在工程教育质量认证方面,我们目前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评估方法,一种是用同一标准评估,每个专业都在这一体系内一步步向上爬,最终到达金字塔顶端,在这一结构中,每到达一个层次后,“攀登者”都会受到来自周边竞争者全方位的压力。
第二种方式就是形成完全的分类评估,各专业在不同标准下分类生长,从而减少来自周围的压力。
第三种方式则是基于分类的分层评估,即在分类评估的基础上,让评估共同吸收来自政府和社会的营养,至于吸收能力如何,就要靠学科本身的办学定位、判断和努力了。营养越来越多,成长越快,若干年后,专业间的分层就自然出来了。
总之,在工程教育领域,我们希望奏响一曲“交响乐”,形成一个和谐的工程教育系统。就像奥运会一样,正因为比赛项目各不相同,才能各尽所能、百花齐放,赛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作者系清华大学原副校长、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本报记者陈彬整理)
《中国科学报》 (2016-01-07 第7版 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