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近日，《2015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发布。《报告》显示，有91%的2014届高职毕业生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且近4年来这一比例呈总体上升趋势。有52%的高职毕业生家庭背景为“农民与农民工”，且近4年来该比例呈现总体上升趋势。

对于这些数据，《报告》编制者称，高职为农村、贫困家庭学生创造了接受高等教育“上大学”的机会，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作出了较大贡献。从积极角度看，91%的高职毕业生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确实表明高职为很多家庭圆子女大学梦创造了机会，为高等教育大众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果没有高职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可能在2014年达到37.5%。

但是，我们还要看到这些数据的另一面，即我国学生的升学机会还受家庭背景的严重影响，父母没有高等教育学历的学生，在高考竞争中与城市家庭、父母有高等教育学历者相比，还处于弱势地位。要让高职教育发展促进教育公平，还需解决当前高职教育发展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不能忽视这样的现实：在目前高考升学体系和高等教育体系中，高职还是在本科院校之后的选择，进高职院校的学生绝大多数是分数没有达到本科院校录取要求的学生。因此，如何让农民子女和家庭教育背景相对较差的学生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

具体有三种思路。一是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给农民工随迁子女创造同城求学环境，让农村孩子享有同等质量的教育，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这是从教育的均衡发展着手促进教育公平。我国已经在这方面采取具体措施，但要切实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实现教育均衡，依然任重道远。

二是适当补偿农村生的高考公平。考虑到农村生接受的基础教育质量相对低，而且各地高等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资源分布不均，从2012年起，国家推出扶贫定向招生计划，增加对贫困地区的招生名额，以增加贫困地区学生进重点大学的机会。此后，各省也推出各自的专项计划，面向农村生招生。这些措施一定程度补偿了农村生上重点大学和省属本科院校的高考机会。

但这样的补偿无法改变一个基本事实，即相当大比例的贫困家庭学生、农村生只能进高职院校求学。为此，需要有另一个思路来面对这一问题，即应该切实提高高职的地位、办学质量和教育回报率，让高职教育和普通本科教育有一样的地位。同时，高职院校应办出特色，让贫困家庭学生、农村生学有所成。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由于高职教育的地位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纵使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就业率高于本科院校，主动选择高职的学生仍不多，在一些地方，还出现只有考生进入二本（甚至一本院校）才算考上大学的“新大学观”，以及如果考不上一本，就干脆提前放弃读高中乃至初中的“新的读书无用论”。

这些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提高高职的地位，关键在于对教育管理体系和人才评价体系进行改革，首先要取消一系列涉嫌歧视职业教育的教育政策、制度，以教育类型而不是教育层次去发展职业教育，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去年颁布的《国家高考改革实施意见》已明确要取消高考录取批次，这是促进各类教育、学校平等竞争的重要举措。但这还不够，还应进一步取消各类行政计划和工程，淡化学校的身份标签。

此外，还要在人才评价中，消除唯学历论，建立基于能力的人才评价体系。这要求国家公务员招录和国有企业招聘率先做出示范，不能脱离岗位实际，一味提出高学历的要求。对于一些技术岗位，完全可以面向中职、高职毕业生招录。如此，才能给高职学生平等的发展空间，也才能通过发展高职，促进教育公平。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