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锋亮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已经和我们的生活、学习、生产等一切行为密不可分。因此，李克强总理提出互联网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工具，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新引擎”。因此，“互联网+”的概念应运而生，在互联网技术、“互联网+”理念的驱动下，大学生的创业门槛降低了。这极大地促进了大学生创业，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大学生的就业压力。

然而，目前有一些舆论认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经把大学生创业搞成了一种“群众运动”，很多高校的创业课程、创业基地，以及很多大学毕业生的创业都是仓促上阵，很有可能导致大多数毕业生创业以失败告终。笔者认为这种担忧是值得高校和大学毕业生关注的，尤其是应该继续提升创业课程、创业基地的质量，想方设法提高毕业生创业的成功率。

但是，笔者认为创业还真得搞一点“群众运动”。比如大航海时代、蒸汽机发明之前，都是全社会高度关注并且投入到航海冒险和动力发明中去，最终“哥伦布”“瓦特”才脱颖而出。因为即使没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瓦特”没有发明蒸汽机，也会有“法伦布”“瓦力”来完成这些使命。因为无论是大航海还是发明创造都是高风险的事情，而高风险的事情，就意味着很多人会失败，因此必须要有足够规模的参与量，才能保证成功的案例能够脱颖而出。同样的逻辑，高校毕业生创业也是一个风险比较大的事业，所以必须要有一定的规模作为支撑，才能保证足够多的成功案例，以激励更多的毕业生投入到创新、创业中来，直至形成一个正向反馈。否则，根本不可能在大学生中形成足够的创业氛围。而且，只有当创业的大学生达到了一定的规模，相应的师资、课程与基地的建设才能实现规模经济，否则创业教育的建设将是一个低效率的项目。

除了必须要有足够的高校毕业生创业规模外，笔者认为要提高创业教育的效率、保证毕业生创业的成功率，高校还需要建立起相应的制度，让创业毕业生在创业过程中能够不断相互交流与学习。1999年，时任世界银行资深副总裁与首席经济学家，也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在回答上个世纪90年代为什么俄罗斯转型失败了，而中国转型却成功了这一问题时，重点论述了社会机构、社会资本在帮助广大民众从怎样和市场打交道从一无所知到能够熟练掌握上发挥的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并没有像俄罗斯那样一下子让企业大面积破产，这样就能让社会中广大的企业继续发挥社会和机构资本的作用，为去市场经济中就业与创业的职工提供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场所与机制。

斯蒂格利茨专门论述了这种机构和社会资本对创业的重要性，他说：“可能会支持、培育创业努力的社会机构包括地方村政府、工会、学校、大学。”他认为当社会中整体创业经验很少的情况下，这些机构和社会资本尤其重要（而且斯蒂格利茨专门提到了学校和大学）。这是因为和市场打交道的知识、创业的知识实际上是“分散的”，只能让众多亲自在市场中摸爬滚打的人、亲自参与创业的人相互交流与学习，这才是最有效的学习方式，才能促使尽可能多的人、尽可能快地学会和市场打交道、学会创业；而机构和社会资本就能为大家提供一个制度性的交流场所与机制。因此，斯蒂格利茨认为为广大“下海”“下岗”职工提供了相互交流与学习的机构与机制保证了中国很快就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顺利转型。

除了斯蒂格利茨外，还有大量的世界各国的实证研究证实，来自大学的社会资本（包括和老师、和同学的关系等）有助于大学生的就业和创业。所以，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大学不仅需要提供良好的创业教育、创业基地，可能更重要的是为投身于创业的毕业生提供非正式的但是制度性的相互交流与学习机制，让这些毕业生分享市场信息、分享各自成功以及失败的经历、感受与感悟。让这些毕业生知道自己虽然已经毕业了，但是在创业过程中，依然有自己的母校、老师、同学作为刺激创业的坚强后盾。这样毕业生就能更快学会创业，创业成功的概率也会提高。

总之，笔者认为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符合创业规律的，因为这样有助于增加创业成功的案例、提高创业教育的规模经济等；而高校除了要积极鼓励自己的毕业生从事创业外，还要为他们在毕业后搭建继续相互交流与学习的平台，让他们尽快学会创业，成为在市场打拼中的弄潮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