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兴

著名环境化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大学环境研究院院长。1927年10月出生于安徽萧县，195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化学系。早期从事催化研究，曾编著我国该领域第一本专著《工业催化》一书。1976年起从事环境化学研究，在大气光化学、降水化学、大气PM2.5和区域霾化学方面，领导和参与完成了多项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他是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创建者之一、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环境科学》主编、国际ASAAQ组织委员。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五项，其中国家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1项。2014年获第十届光华工程科技奖。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作为我国大气环境科学的开创者之一，王文兴在大气光化学污染规律和防治、煤烟型大气污染与控制、大气酸沉降化学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那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诲人不倦的师者风范、朴实无华的高尚人品，堪为典范。

■王静

开拓前沿结硕果

每天去实验室工作，他都要穿过校园的林荫道。高大的法桐树下，这位衣着普通的长者步履稳健，目光里有种说不出的温暖和踏实——就像校园里那些高大魁伟的树木，历尽风雨沧桑，依然枝繁叶茂、默然挺立。当同龄人大多在保健养生、含饴弄孙时，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大学环境研究院院长王文兴却一如青壮年时期，每天做实验、查资料、写文章、指导学生……

“酸雨”“霾”“PM2.5”，这些专业词汇近年来逐渐成了普通百姓关注的焦点，而这正是王文兴几十年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1952年，刚刚大学毕业的王文兴走出山东大学校门，怀着满腔的报国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火热的建设事业，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他早期从事工业催化研究及人才培养，取得骄人成就。撰写的《工业催化》成为我国该领域的第一部专著，对烃类氧化工业催化剂的研制具有指导意义。

上世纪70年代初，随着国家对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王文兴开始投身环境科学研究，成为我国最早进入这一科学领地的研究人员。

作为我国大气环境科学的开创者之一，王文兴见证了这一领域从无到有、从初创到深入的全过程，在大气光化学污染规律和防治、煤烟型大气污染与控制、大气酸沉降化学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撰写编著了多部学术专著，发表了200多篇学术论文（含合作），荣获过多项研究成果奖，其中包括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三项，三等奖一项。

他连续承担国家从“六五”到“九五”科技攻关重大科研项目，在酸沉降的观测和实验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首次计算了全国大气二氧化碳和氮的排放量、排放强度，查清了我国酸雨现状及其分布规律和沉降通量；创建了我国第一套材料暴露自动实验装置，建立了材料二元损伤函数式等。这些研究结果，为我国政府大气环境立法和制定污染控制对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验依据。

他还是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奠基人之一，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业务骨干。

尤其可贵的是，进入晚年的他依然学术生命长青，又开展了环境量子化学计算新领域的研究和试验工作，并取得重要进展，带领团队在SCI发表论文一百余篇，获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重回母校做实事

离开母校整整半个世纪，王文兴又回到了山大的怀抱。2003年11月，山东大学环境研究院成立，王文兴亲任院长。

研究院主要承担国家急需和国际前沿环境科学与工程应用基础研究以及培养硕士、博士生。目前已经拥有三个研究团队，分别从事大气环境化学、环境量子化学计算和环境生态学方向的科研工作。建成了国内先进的环境化学实验室与大气环境污染超级观测站，拥有30余套先进的大气污染物测量、分析仪器和样品采集设备；同时建成了高性能SGI工作站，先后承担和完成各类科研项目60多项。国家基金委学科发展态势评估系列研究报告《化学十年：中国与世界》中，将山东大学（包括环境研究院、化学与化工学院）列为量子化学密度泛函领域世界排名第四。

多年来，在王文兴的率领下，团队成员或沉潜于实验室，或奔波于设在北京、上海、兰州、山东地区多个城市的地面站点，以及青海瓦里关山、湖南衡山、江西庐山、山东泰山的高山站点，对东北、西北、华北、长三角地区高空开展大气污染观测实验，针对PM2.5与霾化学、光化学污染机理、大气酸沉降等我国亟待解决的以及国际前沿科学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有力推动了我国大气环境立法、大气污染的治理和酸雨的控制。

这样的工作强度，即使对于年轻人也绝不轻松。笔者曾经问他的学生们：“老先生每天都来院里工作吗？”学生回答：“每天，除了出差。”这位耄耋老人的生命时钟就是这样摆动的。有学生曾经在先生的书橱中偶然发现很多高级别的获奖证书，而王文兴在自己履历中从未提及，他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提它没意义。我只想老老实实做点事情……”

为圆心中“教师梦”

王文兴生于战乱频仍的年代，经历过艰苦卓绝的求学生涯。走出校门后长期在科研院所工作，虽然硕果累累，但在他心中，始终有一个未圆的“教师梦”。回归母校后，王文兴的梦想得以尽情绽放，他把培养学生视为自己报国理想的延续，为之付出了满腔热情和巨大心血。

虽然王文兴年逾八旬，仍然坚持给研究生授课，介绍我国环境学科的发展历程、我国当前面临的主要大气环境问题、相关国际前沿科学问题等，使环境研究院的硕士生、博士生在初始阶段就有较高的学术起点。他向学生传授自己多年累积的经验，告诫学生在治学道路上“要选好目标，确定方向，不懈追求，不能见异思迁”，“岁月莫从闲里过，成功须向勤中求”。

张庆竹教授是化学与化工学院毕业的博士生，2003年底来到环境研究院转向环境化学研究，在王文兴的亲自指导下，已在EST发表论文十几篇，在环境量子化学研究方面已居世界前沿，成为环境研究院学术领军人物。2011年，王文兴指导的博士生屈小辉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为给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培养环境与科研平台，王文兴总是努力把学生“赶出去”，设法让每一位学生都有机会到国外、境外名校交流、深造。已先后有20余名博士生、硕士生到美国哈佛大学、北卡来罗纳大学、北卡来罗纳州立大学、得州农工大学、爱荷华大学，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以及日本和中国香港名校进行联合培养、访问交流。

王文兴更注重学生人格的成长，要求学生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要踏踏实实，实事求是，学风严谨，精益求精，严禁数据造假、剽窃他人研究成果。对学生的文章、论文，他都会多次审阅，仔细推敲，找问题、提建议，帮助学生反复修改、不断完善。

王文兴既是严师，又如慈父。他经常告诉学生，不要因为经济困难而耽误学习，“老师会帮你想办法，帮不了大忙可以帮小忙”。对此，他不仅提请院里采取各种措施，还于2007年捐献个人积蓄设立“王文兴院士环境科学奖学金”，奖励环境研究院品学兼优、经济困难的学生。至今已有16名硕士生、8名博士生获得奖励资助。学生假期归来，他会与学生聊聊家常；有时看到学生放假不回家，会悄悄询问是否是因为“钱”的问题？他曾以每年5000元长期资助一位来自家乡的经济困难学生，直到那位学生毕业；曾帮多位学生和职工解危济困。这些年来王文兴以个人之力提供了多少资助，帮助了多少人，难以说得清。

作为研究生导师，王文兴在山东大学环境研究院已先后培养博士生22名、硕士生42名、博士后12名，为我国环境科学研究事业培养了坚强的后备军。

“固执”一生显人格

在环境研究院，提起王文兴，无论教师还是学生无不钦敬不已。这不仅因为他敏锐的学术思想、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关爱学生的师者风范，更因他有一种强大的人格力量。

这种力量体现在桩桩件件小事上。王文兴本是个性情随和的人，但有时却又显得非常“固执”。

比如他的“节俭”。一套几十年前结婚时的西服，直到现在王文兴还坦然地穿着它接待各国学者、出席重要场合；学生食堂菜品丰富、价格便宜、省时省力，每天不止一顿，他与学生一起排队打饭，而且选择最便宜的菜。

王文兴并非只对自己抠门，公家的钱照样锱铢必较。院里宴请引进的人才，本打算安排经济实惠的自助餐，他却照例把学者带到了学生食堂，四个人花58元“吃得很好”；王文兴经常出差到外地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学校设有院士专车，但他认为专车接送要跑两趟，不仅浪费人力物力，还排放出更多的大气污染物。所以无论去机场还是火车站，经常一个人在车水马龙的路边等车，上了火车才告诉院里自己的行踪；前几年因白内障手术住进了协和医院，任谁劝说也要住在每天60~70元的普通病房，他嫌干部病房每天千元的房费“太贵了”。出院时，他不想麻烦单位，告诉每天去看望他的学生“你等我电话叫你”。学生等了好一阵也没动静，打电话询问，才得知他“已经快到家了”。

比如他的“廉洁”。学校设有院士专项科研活动费，王文兴轻易不让动用，而是一年年积攒下来购买仪器设备。他对于科研经费的管理极为严格，从不乱花一分钱。每月列表审查，每一笔费用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些制度内许可的事情，王文兴也执意拒绝，还撂下“狠话”：“我清清白白一辈子，你可不能让我犯错误！”

比如他的“礼贤下士”。王文兴年高、德高、位重、望重，论年龄、资历、贡献，理所当然受到师生们的敬爱。但他对身边的同事一律尊称“老师”，不论是三四十岁的年轻教师还是刚毕业留校的学生。讨论事情从来都是商量的口气，“应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学生们视他为和蔼可亲的长辈，同事们在他身边工作也感觉心情舒畅。

王文兴做人做事一向低调，2007年在他80周岁诞辰时，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和山大环境研究院决定举行纪念活动，他知道后竭力反对。但这次他没有拗过大家。庆祝会上，来了很多人，回顾他为我国环境科学研究作出的重要贡献，述说几十年来他的为人与做事，桩桩件件，深深触动着每一个熟悉他的人。学校和研究院希望以他树立榜样，弘扬精神、激励师生，多年前就组织采访报道，但被他一次次拒绝，他对自己的成就缄口不语，所有的事迹、材料都是通过身边助手和学生们得到的。

狷介自守，谦谦君子，王文兴身上集中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杰出品格。

鞠躬尽瘁为回报

随着了解的深入，笔者发现，半个多世纪来，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和波澜起伏，王文兴对祖国的满腔热爱没有变；对事业兢兢业业的执着态度没有变；对生活艰苦朴素的习惯没有变，似乎仍然是上世纪50年代那个满怀理想的大学生。

在物质极大丰富、讲求生活质量的今天，他的所作所为为何显得那么与众不同？采访时，王文兴没谈几句，就将话题转到了自己坎坷的求学历程上，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回头来看，那恰是问题的答案，是这一切“不变”的根源。

王文兴1927年出生在安徽萧县一个耕读世家。虽然生活艰苦，但家风世代重学，使他从童年便立下要读书成才的志愿。当时天主教会在村里办了小学堂，不收学费，还提供教材。王文兴农闲时就自带小桌凳去学认字、学算术。

1938年后家乡沦陷，民不聊生。抗日政府在离家七八十里的萧县洪河集开办了临时中学，王文兴白天在庙里上课，晚上住在农民家里，虽饥寒交迫他也非常知足。随着战争的全面深入，学校的生存日益艰难。从1942年到1944年，学校奉命西迁。十几岁的王文兴和同学们跟着老师，边赶路转移，边上课学习。他们翻山越岭，从安徽到河南，从河南到陕西，足足两千余里——脚上没鞋，肚里没食；白天躲避敌人凶焰，夜间强度封锁线、过敌占区，一天要走七八十里；探照灯巡回，枪炮大作，惊心动魄，死里逃生；上课的教室，或是破庙，或是山坡，或是树下；写字的桌子或是泥坯垒砌，或是一小块木板……他所经历的苦难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

读过这种颠沛流离的“大学”，当王文兴和中华儿女一起迎来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迎来1949年新中国诞生时，那种欣喜若狂又怎能用语言形容！

王文兴曾经用这样一段话与青年学生共勉：“每个人都继承这样或那样的遗产。有人继承了万贯家业，成为百万富翁；有人继承了贫困，可能会一生穷途潦倒。但对于贫而有志者，贫困则成为奋勇进取的动力、战胜困难的力量源泉、一生用不尽的财富，历史上许多成就伟大的人出在这一阶层。”

少年求学的经历教会了他两样财富。一是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珍惜大好时光，拼搏奋进。1949年王文兴考入山东大学，他说自己终于开始了梦寐以求的正规化学习，有这样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怎能不争分夺秒、发奋图强？在青岛整整三年他没回过一次家，不但把中学落下的功课补上了，而且各门功课都学得扎实，成绩名列前茅，为以后从事科研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二是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艰苦的生活培养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一往直前的勇气。”王文兴说。从中学到大学，他没有向家里要过一分钱，简朴生活成了一生的习惯。

几十年来，王文兴规规矩矩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他的每一项研究、每一个成果，都关乎着祖国的山山水水，情系着千家万户。他常说：“国家和人民培养了我，我只是在回报，用我的智慧和汗水，竭尽全力，鞠躬尽瘁。”

对于王文兴而言，工作就是人生乐趣，就是意义所在，就是生命的存在方式。他日复一日地奔波在祖国大地，坚守在实验室，为祖国点点滴滴的进步，付出全部的汗水和心血，从青年到壮年，从壮年到老年。

为什么王文兴几十年本色不变？因为他深深记得祖国的昨天！王文兴的精神财富犹如百年老树，植根大地、浓荫覆盖，涵养着根下的水土，庇护着拔节的小苗，净化着周围的空气，荡涤着我们的灵魂。（作者系《山东大学报》编审）

兰州大气光化学污染观测（左起唐孝炎、王文兴、黄建国、任阵海、陈长河、彭贤安）

在山东大学，王文兴指导学生

王文兴与同事讨论研究汽车排气对空气的污染

王文兴在莫斯科研修

我的道路

■王文兴

我的中学时期是在战乱饥寒中度过的，书籍常缺，教学条件简陋，物理化学实验从未做过，学习受限。我喜欢数学，高考时即报考数学系，考取了两所大学，国立安徽大学和国立河南大学。报考这两所学校的原因是国立公费，学费食宿费全免。

开学后我就读于安徽大学数学系，时正处解放战争时期，不能正常学习。1948年冬徐州解放，我转学考取了国立山东大学化学系。那时山大的主要学科都是由在美国和英国获得博士学位的教授讲述，实验设备也较好，在这里我开始了理化学科的正规学习。

在山大读书是公费，而且我获甲等助学金，每月60斤小米，至此我从中学到大学没有向家里要过一分钱。有这样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怎能不争分夺秒、发奋图强？在青岛整整三年，我没回家一次，成绩名列前茅，为我以后的科研工作奠定了知识基础。

大学毕业时正值建国初期，中央号召支援东北，同学们要无条件服从分配。我被分配到哈尔滨一个技校做共青团工作，工作之余我还是挤出时间学习专业。

1954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动员大学生干自己的专业。我当时已调到沈阳，组织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希望研究化学，就这样调进了沈阳的化工研究所，我很高兴机遇降临。研究所里有物理化学实验室，是我最理想的工作地，我当了实习研究员，积极投入研究工作。1955年组织上派我到吉林大学化学系研究生班进修两年，之后随单位到北京化工研究院。翌年组织又派我到苏联进修催化动力学一年，从此我进入科学研究领域。

科研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不畏艰险、勇于攀登的人才能到达光辉的顶峰。我的科研道路也是如此。1965年全国“四清”政治运动后期，化工部提拔我担任西北涂料工业研究所副所长，虽不想去，但又必须服从分配。到了兰州，我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向化工部要求去做原来的研究。直到1967年底，我才被化工部安排去天津化工研究院。这一去就是十年，正值“文革”期间，社会动乱，只抓革命，科研不能正常进行。1976年，天津市成立环境保护办公室，市委组织部让我去任副主任。我考虑去做行政工作耽误科研，一直拖了半年，这时有人传话，说再不去就处分你了，无奈之下去报到。我虽去任职，但还是想做科研，只有等待机会。

市环保办白天行政工作很忙，我晚上学习业务，用了几年时间撰写《工业催化》一书，这是我国该领域的第一部专著，同时与几个同行合作翻译了一部日文专业书。

在环保办公室我分管科技，主任放心让我做一些技术管理工作。1976年我组建了天津市环境科学学会，并担任学会理事长。这个学会是全国各省市建立最早的，直到三年后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才成立。

1980年国家成立环境保护办公室，让我去筹建国家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是综合性研究院，有和我专业接近的环境化学专业。当时的天津市环保办公室已经成为天津市环保局，为正厅局级，听说想让我任代理局长，但我还是不想做行政工作。后来国家环境保护办公室以借调的名义让我去日美考察，筹建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天津市这才同意我调走。这一借就是三年，这期间我的任命书早到了，那是最后一批由国务院任命的厅局级干部。当工作关系调入北京时，我已在中国环境科学院做了三年科研。

国家环科院建院初期我是副院长，但我一直没有脱离专业。我边抓建设边搞研究。院址在北京北郊的农村，住在临时工棚里，冬天很冷，晚上都得戴着帽子穿着棉衣睡觉，虽然条件艰苦，但不到三年我们就拿到一个国家二等奖。

我的心得体会是，在治学的道路上要选好目标，确定方向，不懈追求，不能见异思迁。只要以百折不挠的勇气、坚忍不拔的毅力、持之以恒的精神总会达到目的，作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