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震潮

■萨苏

1944年6月，几十万盟军云集英吉利海峡，诺曼底登陆已如箭在弦上，但总指挥艾森豪威尔将军在等待一个人决定攻击的时间。这个人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上校、盟军气象部门的主管詹姆斯·斯塔格上校。只有他能够预告今后几天会不会有一个合适的登陆时间。最终，斯塔柯预测6月6日凌晨开始大风会减弱，随后有12个小时适合发动这场世纪之战。举世闻名的诺曼底登陆便定格在了1944年6月6日。

在重要的军事、科研行动中，气象因素十分关键，往往天气便可以决定一次行动的成败。于是，气象学家在历次历史大事件中，便常常成为无声而关键的人物。

无独有偶，1964年10月，在罗布泊的荒漠深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也耐心地等待着一位中国气象学家的报告，来决定中国第一次核试验的时间。人们看到，一连几天，张爱萍将军都和这位气象学家一起出没于试验场周围，认真地进行各项调研工作。这位地位与斯塔格上校相类的科学家，便是中国著名气象学家顾震潮。

顾震潮，1920年生于上海市，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研究生院，1947年留学瑞典，1950年响应国家号召回国。他与叶笃正、陶诗言、杨健初并称为中国科学院气象专家中的“叶顾陶杨”，代表了当时中国气象预报工作的最高水平。他和陶诗言等人一起建立了我国天气预报业务系统，培养了一批气象人才，为国防和国民经济建设提供了卓有成效的气象保障服务，历任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是中国著名的大气物理学家。

1960年8月，前苏联对我国搞突然袭击，撕毁合同，撤退专家，带走资料，停止提供重要设备器材，使我国包括原子弹研究等刚刚起步的国防科技事业遭到了严重的挫折。但中国人并不屈服，外交部长陈毅同志坚定地表示：“即使当了裤子，也要把我国的尖端武器搞上去！”从此，“两弹一星”工程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历程。

1964年，经过各方的艰苦努力，中国第一次原子弹试验终于走向成熟。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总指挥部需要气象专家们提供可靠的气象预报，保障原子弹爆炸和随后的一系列科学实验成功而安全地进行。经我国著名物理学家赵九章推荐，这个重任便落在了顾震潮先生肩上。

原子弹试验对于气象有着相当苛刻的要求。它要求爆炸时有较高的空气能见度，能见度要达到五十公里以上，以便于远近照像站的摄影；高度五百米以下要求西风，因场区工作人员都在西面；三千米以上乃至平流层的合成风向要求向西南，以保证高空放射性尘埃不降落在北京；低空风速要小，以保证爆炸后的核污染尘埃只降落于炸点四周而不会被吹到试验区域外，造成不应有的伤害，且气象保持平稳四小时以上，以便收集数据；高空风速要大，有利于放射云扩散；当然更不能降雨。

能够同时满足这些要求的时间段很少。而且，在上世纪60年代，气象预报基础工作仍十分薄弱，全国尚没有现代标准的气象基站网络，预报很不容易，这一预报又不允许出现任何失误。故此工作进行得非常慎重。至今，参加过试验的人们还可以回忆起顾震潮在戈壁滩上夜以继日工作的感人形象。

为了完成工作，以顾震潮为代表的科学院科技人员做了大量工作。在赵九章先生的关注下，中国科学院为核试验的气象保障工作研制了带有无线电遥测系统和雷达跟踪定位系统的高空气象火箭，使我国此前几乎为空白的平流层气象调查工作走上正轨；在陶诗言先生的督促下，试验基地周围几百公里范围内建起了一系列气象站，对搜集当地气象情报立下汗马功劳；中国的气象专家在预期爆心附近建起的阳平里气象站已经工作整整五年时间。

1964年10月9日，顾震潮根据对现实气象情报和此前十几年当地气象情况进行分析后，提供了气象报告，称10月13日以后的一周内是核爆炸试验的理想时段，其中15至17日最为理想。10月10日凌晨３点，张爱萍签署了一份试验准备工作情况及试验时间建议的书面报告，试验委员会把试验的日期预定在15-16日，并按15日准备。他派人专机赴京呈给中央，当晚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批准。

13日，顾震潮先生再度提供最新预报，认为16日的天气状况比15日更佳，据此，核试验党委决定10月16日下午三点进行核爆炸试验。

1964年10月16日下午三时，一声巨响震动了整个罗布泊，也震动了整个东亚乃至世界，中国从此有了自己的核武器。核爆之时天气完全符合所有要求，预报十分准确。很少有人注意到顾震潮先生此时才终于松了一口气——天气预报这一行当，到底总有些事情是要看老天爷脸色的，这一次，老天似乎很给面子，干净利落地站在了中国人的一边。

因在原子弹试验和随后的氢弹试验中的气象保障功勋，顾震潮先生被两次授予一等功。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十年，但我们想起这位为“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斯塔柯上校”，仍然不禁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