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 

■萨苏

邓稼先，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优秀的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了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被称为两弹一星的元勋。生前默默无闻的他如今已经家喻户晓，无论是他为中国国防事业作出的贡献，还是他在普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放弃国外优厚待遇毅然回国的爱国情怀，都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敬仰。然而，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科学家，竟然也有走“麦城”的时候。

那是在原子弹的试制过程之中。根据邓稼先的家人回忆，他进入这项工作时已经与家人完全切断了联系，来从事这项国家最重要的秘密武器研制工作。他在工作中历任核武器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副所长、所长，核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副院长、院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承担着极为重大的科研任务。但谁也没有想到，1971年，正当原子弹研究走到关键的环节时，邓稼先、于敏、胡思得等主要科研人员和核武器研究的领导者却遭到造反派的冲击，被集中到青海基地遭受批斗。

据知情人讲，“文革”开始时，周恩来总理有明确批示不得干扰研制核武器的工作，但他们依然遭到批斗，原因是造反派抓到了他们的所谓小辫子，那就是三次试验没有获得预期数值。花了钱就要造出东西来，试验几次都没有成功，造反派要追究责任，以其”理直气壮”使人不敢阻拦。

其实，邓稼先他们完全是冤枉的。试验中，所需数值已经达到，是由于测量方法的问题导致未能反映出来。但批斗邓稼先的人们并没有兴趣寻找真正的原因，只是扣的帽子越来越大，而且遮蔽了一切反对的声音。

幸而，此时周恩来巧妙地找到了一个机会来帮助走“麦城”的邓稼先。他的老朋友杨振宁此时从美国归来，要求与邓稼先会面。于是，周恩来顺水推舟，迫使批斗无疾而终。为了接待老朋友，阔别多年后回到家中的邓稼先令妻子大吃一惊——他从来没有憔悴到如此境地。

这一次会见双方谈得很开心，尔后，邓稼先返回基地，继续工作，终于让中国的两弹一星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谈到这段往事是因为有一位从事科研工作的长辈向我提起。当时我们正在看网上关于安徽的一次水稻减产风波。在这次风波里，原告是一批从隆平高科购买了超级稻种子，但因为稻瘟病的原因几乎颗粒无收的农民，而被告自然是卖种子的隆平高科。在新闻后的留言中，我们可以嗅到浓烈的火药气味。开发超级稻的袁隆平先生成为众矢之的。在留言中所谓“又一个神话破灭了”，“对你们是小事，对农民来说，是一年辛苦白费”等等评论十分尖锐。

看完这些评论，那位长辈感慨万千，问笔者可知道爱迪生为了发明灯泡做了多少次失败的试验？答案是“使用了六千多种材料，七千多次试验”，才终于换得了电灯的成功。

爱迪生顶住了压力，而另一位科学巨匠，柴油机的发明人鲁道夫·狄塞尔则没有顶住压力。他的样机在初期使用时故障率较高，遭到退货和舆论攻击的双重压力。最终，在舆论压力之下，狄塞尔在1913年痛苦地投海自尽。

应该说邓稼先十分幸运，因为他得到了保护。但是另一个问题却值得深思：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对于科学发展的规律都缺乏系统的总结，以至没人能够吸取教训。科学自有其规律，如爱迪生的几千次试验，才是其正途。想想批斗邓稼先的人们，谁能够代替他制造出原子弹来？既然如此，我们似乎应该提醒自己，当科研出现问题的时候，不要轻易去当压迫鲁道夫·狄塞尔等人的人群之一。而要像周恩来一样，去努力维护我们的科学家。

值得一提的是，邓稼先与杨振宁的会面十分成功，杨振宁曾向邓稼先询问原子弹的研制经过。邓稼先请示上级后，告知他我国的原子弹完全是自己造出来的。杨振宁热泪盈眶，后来抄录诗句评价当时心境：“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我想，没有哪个科研人员是神，但他们的努力，确实使他们能够最大限度地为国家作出贡献。希望社会能够给他们更多的宽容。